1990年11月14日，午夜后大约3点钟，我接到佛山电话，说父亲去世了，我顿时泪下，不能再眠。没想到只隔半年，父亲走了。那时他精神，脑子都还很好。我当时处理事务很忙，就决定让小东回去奔丧。小东来美两年，也好回去一趟。我给姐妹写了封长信，给小东带回3000美元治丧。在纽约家里布置了个简单的灵堂来拜祭。

我听说三叔邓宝昌于1989年在广州去世，享年85岁。三叔比我父小4岁。三婶在三叔去世后不久，也于同年去世，享年82岁。三叔无后，可能是三婶无生育力。邓东几岁在佛山时，我曾提议小东过继给三叔，三婶不纳，可能她更喜女孩，后来大姐之女邝善敏过继给她，善敏就去广州陪伴他俩终老。三叔在广州交易会做花工，打理园艺。父亲4兄弟中，三叔脾气最好，和善可亲，我几十年来，没见他发过一次脾气，总是笑脸，真是难得，我很喜欢他。二叔，三叔两家，对我父亲都非常尊重，听话，抗战期间有三年避难广西，我们三家就挤在一起捱日子。现在三叔与父亲就合葬一墓。

1990年返国之行，现在回想起来，我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发展良机，当时没有为自己发展的想法，只是想回去看看而已。那时正是中国大发展的时候。蒋一苇甚至已经把球踢到我跟前，我却没去接。如果当时我接下来，答应去深圳，中美两面跑，自己的业务也不会影响，甚至还会有助于访美团的业务发展，而且还有机会发展其他商贸，当时“中外合资”很时髦，我有在美国有公司的优势，很容易沾光。那时在中国搞贷款很容易，我在美国有点原始资本，很容易搞点投资在深圳发展起来。蒋要我去深圳，当然不是只给个办公室那么简单，他是要我去深圳开辟一片天地。那时邓小平搞特区。深圳是大热门，但蒋又离不开北京，他又无得力人可去。（我离开了，他如失右手）蒋上面还有马洪，马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我如开口做点什么，不难得马支持。

当时我没有“发展自己”的头脑，不然可能就去成深圳了。果真如此，我也能对改革做点事，对己也有利，但当时脑子缺这根弦，琴也就没弹起来。错过了，还是回美国小打小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