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10月间，我找到在NEW YORK原华英中学同学周亦蔚，他同意担保我去美国。我就开始申请自费留学。那时我想出国去研究，毛后我深感共产主义已破产，共产主义行不通，我要写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破灭，心想对中国未来的道路会产生影响，当时“野心”挺大，没有更多考虑，就向各方面都提出来了。工经所看我去意坚，没法卡我，因为两年多来我还一直是“借调”呢，“组织关系”还在地质局，工资也还是煤炭部开的，我坚决要走，卡不住。地质局方面呢，既然我已离工作快3年了，也无意卡我，听我自便。家里刘桂芝算是开明的，没说独自带3个孩子吃力负担大，也支持我去见见世面，就这样都得到支持了，等NEW YORK同学的所有文件都来了，1980年12月，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很顺利，没啰嗦什么，就签发了。那时出国的人很少，签证很清静，也不要排队。

一拿到签证，我很快就告别工经所。所长马洪给我叫来专车，送我去火车站。还亲送我上车，问我何时回来？我说看有钱没有。那时一张单程机票550美元，美元对人民币是1：8.3。我每个月工资是62元人民币，我要6年不吃不喝才能买，没钱买，是NEW YORK同学买了机票寄给我的。其时北京也无飞机直飞美国，要去香港坐飞机。我告别工经所，先回琢县家，再去广州佛山告别亲友，才独自直奔香港。记得我是一条扁担挑两件行李，出关进入香港时，一位年轻警察训斥我：“这边走！怎么不看路呢？这么‘薯头’（广东话，笨头笨脑，笨得像个大番薯）还能去美国？！”我那时挑着行李，顾得看路顾不得看路牌，也确实是乡下人没出过门，也难怪香港警察看不顺眼国内土包子，随意痛快训斥一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