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联合的历史逻辑，有两个相互交织的根源：防止欧洲大国之间再次爆发毁灭性战争，以及在美国核保护伞下集体防御苏联威胁。这两个逻辑，在冷战期间相互强化，创造了欧洲联合的战略环境。苏联解体之后，第二个逻辑失去了直接的威胁载体，但欧洲也随之进入了一种战略安全感的麻痹状态——被称为”和平红利”的时期，许多欧洲国家系统性地削减国防开支，相信历史上的大国冲突已经成为过去式。

川普主义的兴起，是对这种麻痹的第一次剧烈冲击。当美国总统公开质疑北约第五条款集体防御承诺的可靠性，当他要求欧洲盟友”付清账单”否则美国可能不会保护他们，欧洲领导人不得不认真面对一个此前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美国作为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存在根本性的不确定性，欧洲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什么？

这个问题，触发了关于”欧洲战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的认真讨论——建立更为独立的欧洲防务能力，减少对美国安全保障的全面依赖。马克龙是这一方向最积极的倡导者，他甚至在2019年提出北约已经”脑死亡”，呼吁建立真正的欧洲战略主权。

然而，欧洲战略自主的实现，面临着来自历史惯性和现实利益的双重阻力。

历史惯性层面：七十余年的美国安全保障已经深度嵌入欧洲的战略思维和制度设计。欧洲军队的训练、互操作性、情报共享、武器系统的标准化，都是在与美国深度整合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真正的战略自主，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国防开支，而是一套独立的战略文化、指挥结构和工业基础，其建设需要数十年的持续投入，而不是对国防预算数字的调整。

现实利益层面：欧盟成员国在安全利益和战略判断上存在深刻分歧，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战略。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有切身的历史感受，最不愿意弱化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依赖；法国有其独立的全球战略抱负；德国在历史重负和经济利益之间摇摆；南欧国家更关心移民、经济和南地中海安全。这种内部分歧，使欧盟在安全政策上的集体行动比在贸易政策上难得多。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改变了欧洲的安全格局。一方面，它证明了欧洲的安全威胁是真实的，并推动了历史性的国防开支增加（德国宣布将国防预算提高至GDP的2%以上，并建立一千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另一方面，乌克兰战争的西方反应，是以北约框架下美国领导的方式组织的，这在短期内强化而非弱化了欧洲对美国安全框架的依赖。

欧盟的两难，可以用一个矛盾来概括：它知道需要更大的战略自主，但每一次真正的安全危机，都会将它推回对美国领导框架的依赖。这个矛盾，在短期内没有解决的路径——战略自主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和政治意志，而政治意志在危机驱动的短期反应和长期战略规划之间，往往向前者倾斜。

欧盟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刻，但它是否能够完成这一转型，仍然高度不确定。

继续阅读：第九章 第五节 中国的经济扩张：一带一路填补发展援助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