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BRI），这是二十一世纪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单一国家主导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十年后，一带一路已经覆盖了超过140个国家，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投资承诺，触及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管道、通信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等几乎所有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领域。

理解一带一路，需要同时把握它的多个层次：它是中国过剩产能（钢铁、水泥、建筑能力）的输出渠道；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影响力的扩展工具；是建立依赖于中国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的地缘政治布局；以及，在中国官方叙事中，是”南南合作”的发展伙伴关系——一种不像西方援助那样附带政治条件的发展融资模式。

最后这一点，是一带一路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具有相当吸引力的核心原因。西方发展援助，历史上与政治条件（民主化要求、善治标准、人权记录）以及经济条件（世界银行和IMF的结构调整要求）捆绑在一起。这些条件有其制度逻辑，但在受援国精英的感受中，往往是对主权的干涉和对国内政策自主性的限制。中国的融资模式——”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贷款——在对西方说教有历史记忆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中，具有显着的政治吸引力。

一带一路最显着的战略地理成就，是港口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布局。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吉布提港口——这些投资，在商业逻辑之外，具有明显的战略价值：它们构成了中国海军力量未来全球部署的潜在节点网络，沿着中国能源进口最关键的海上通道分布。即便中国目前对这些港口的使用仍以商业为主，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改变了印太地区的战略地理。

然而，一带一路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为其”双赢合作”的官方叙事制造了复杂化的现实。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在斯里兰卡（不得不以99年租约将汉班托塔港运营权让渡中国以偿还债务）、赞比亚（陷入主权债务困境）等国引发了真实的债务危机，为”债务陷阱外交”的批评提供了具体案例——尽管学界对”债务陷阱”是否是中国的蓄意策略还是一带一路贷款模式的非预期后果，存在持续的争论。工程质量问题、环境影响评估的缺失、对当地就业创造的有限效果（大量中国工人被带入项目现场而非雇用当地劳动力），也在部分受援国引发了公众反弹。

2021年，七国集团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试图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选项；2022年，更名为”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PGII），承诺到2027年动员六千亿美元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这是西方对一带一路填补发展真空这一现实迟到的战略回应，但批评者指出：西方的承诺仍然相对抽象，附带的政治和环境条件使其在实施中面临障碍，而中国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十年积累的项目存在和合作关系网络。

发展融资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战场之一——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谁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基础设施融资和经济伙伴关系。在这场竞争中，中国已经建立了先发优势，而西方正在努力追赶。

继续阅读：第九章 第六节 中国的科技角力：AI与5G领域的话语权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