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温斯罗普在1630年登上”阿尔贝拉号”航行前往新英格兰时，向他的清教徒同胞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布道：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这一意象，在此后近四个世纪里，成为美国理解自身全球角色的最持久隐喻——一个以自身为楷模、以理念为武器、以示范为使命的国家。里根在其最有力的演讲中，将这座城描述为”闪耀着光芒的城市，高耸于山巅，风吹过它，上帝所造”。

这座城市的灯光，并没有熄灭——这一点需要首先声明，以避免对现实的过度悲观化。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深厚的金融市场，最集中的技术创新能力，最具活力的创业文化，以及一套尽管饱受压力但仍然在运作的民主制度。相比任何历史上衰落帝国的终末状态，今天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

但是，”山巅之城”的力量，从来不只是物质力量。它的核心，是一种道德权威——一种其他国家相信美国不只是在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更普遍的价值原则的信念。这种信念，是美国在二战后能够建立起远超其物质力量所能解释的全球影响力的根本来源。

这种道德权威，已经被系统性地侵蚀。不是因为美国的价值观在本质上失去了吸引力，而是因为美国越来越难以可信地声称自己在实践这些价值观——当国内民主出现严重的功能性障碍，当法律平等的承诺与司法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当”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国家无法解决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当民主的楷模无法和平地完成权力交接。

新全球秩序，正在多个力量的合力推动下成形。它将是多极化的——中国、美国、欧盟、印度，以及一批影响力上升的中等强国，将在没有单一主导者的情况下相互竞争和协调。它将是规则更为模糊的——冷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规则体系（自由贸易规则、海洋法律框架、核不扩散体系）将面临来自修正主义大国的持续挑战，新兴领域（网络空间、人工智能、外太空）的规则仍然是空白。它将是价值更为分裂的——自由民主与威权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将取代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成为新的全球价值断层线。

在这样的世界中，美国的角色，必然是一种更为有限的角色——不是孤立主义的退缩，而是从”不可或缺的国家”（Madeleine Albright的著名表述）转变为众多重要参与者之一。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有其并不罕见的先例：英国从帝国到欧洲重要国家的转变，并没有使英国变得不重要；法国在失去殖民帝国后，仍然维持着独立的全球声音；德国从二战废墟中重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建了其国际影响力。

但是，这种转变需要一种美国社会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成的心理调适——从对”例外地位”的执念，到对”正常大国”身份的接受。这种调适，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也从来不是无痛的。

没有”山巅之城”的时代，不一定是一个更糟糕的时代——它可能是一个更诚实的时代，一个以复数而非单数来理解领导力的时代，一个通过合作而非主导来应对共同挑战的时代。

但通向那个时代的路，需要穿越一段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过渡区。

而我们，正处于那段过渡区的中间。

继续阅读：第十章 第一节 红州与蓝州：事实上的”两个国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