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美国政治系统的失灵按照代价大小排序，气候政策的失灵可能是代价最终最大的一项——不只是对美国，而是对整个地球。

科学共识的清晰程度，在气候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科学共同体很少能达到的确定性程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历次报告，综合了来自全世界数千名科学家的研究，其核心结论的确定性，在科学语言中已经使用了”明确”（Unequivocal）这样罕见的词汇：气候系统正在变暖，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后果将是严重和广泛的，而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与这种科学明确性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气候政策的历史摆动和长期无能。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从未将其提交参议院批准；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奥巴马政府推动《巴黎协定》；川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重新加入；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当选后，再次退出。这种基于选举周期的政策钟摆，不只是国内政策的不稳定，它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美国的气候承诺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随时可能随政权更迭而翻转。

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党派化，是工业化民主国家中程度最深的之一。在其他发达国家，气候政策的基本方向——减少碳排放、向清洁能源转型——在主要政党之间存在相当的共识，分歧主要集中在实施速度和具体政策工具上。在美国，气候变化是否是真实的、严重的问题，本身就是党派立场的区分线。这种政治化，是化石燃料行业数十年游说投入、以及保守主义媒体生态系统性传播气候怀疑主义的累积产物。

气候政策失灵的国内代价，已经开始以可感知的方式显现：加州历年扩大规模的野火、中西部的极端洪涝、南部的致命热浪、飓风的强度增加。这些不是遥远未来的预测，而是当下的现实，而且根据气候科学，在当前的排放轨迹下，这些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将继续增加。

但气候危机的全球代价，远超国内代价。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累积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目前世界第二大年度排放国。美国气候政策的失灵，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它影响全球减排努力的雄心和可信度，影响其他主要排放国的政策激励，以及对全球最脆弱的国家和人群——那些对气候变化贡献最少、却最先遭受最严重影响的人——的道德责任。

气候危机是本书所描述的美国制度失灵的终极测试案例：它要求的是跨越选举周期的长期政策承诺、需要短期经济成本换取长期生存利益、必须克服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阻力、以及在一个极化社会中建立科学信任——所有这些，恰恰都是已经失灵的美国政治体系最无法做到的事情。

历史将用怎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失能，取决于未来的灾难规模，也取决于是否还有时间改变轨迹。

继续阅读：第八章 第九节 基础设施的衰退：第一世界外壳下的第三世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