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一名持左翼观点的枪手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棒球练习场开枪，击伤了多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众议院多数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2021年1月6日，持右翼信念的暴徒冲击国会山，造成人员伤亡。2022年10月，一名男子入侵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旧金山住宅，用锤子击伤其丈夫。

这些事件，是政治暴力在美国不仅存在而且在升级的明确信号。但更令人忧虑的，不只是暴力事件本身，而是政治暴力在两个意识形态阵营内部，都找到了相当程度的道德辩护。

民调数据是清醒的。2021年的多项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跨越党派，尽管程度不同）认为在特定情况下，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或生活方式，暴力可能是有正当性的。这不是边缘极端主义者的观点，而是渗透进了相当大比例的普通政治参与者的心理。

政治暴力的合理化，在左翼和右翼都有其特定的道德论证框架，尽管这两套框架在表面上截然相反。

在某些极端左翼的论证中，针对”法西斯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的暴力可以通过”自我防卫”的逻辑获得辩护——如果对方代表的是对弱势群体的存在性威胁，那么对他们的攻击性行动就不是暴力侵略，而是防御性反抗。这种论证有其在极端历史情境下（如抵抗纳粹占领）的有限适用性，但当它被扩展到对任何被贴上”法西斯”标签的政治对手的攻击，它就成了暴力的无限授权证书。

在右翼的论证中，1月6日的骚乱被相当大比例的共和党人描述为”正当的抗议”或”对偷来的选举的捍卫”，而不是对民主机构的暴力攻击。这一叙事的内在逻辑是：如果选举真的被盗，如果民主体制已经被精英阶层腐化到不再具有合法性，那么对它的暴力抵抗就具有革命的正当性——就像1776年的革命者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反抗一样。这种历史类比，为反民主的暴力行为提供了最古老也最具文化共鸣的美国道德框架。

政治暴力的社会逻辑，遵循一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升级模式：一方的暴力行为强化了对方对自己的道德防卫必要性的认知，为对方的暴力行为提供了证据和激励；这反过来进一步激活了原来那方的威胁感知，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升级。当两方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方是侵略者，当双方都在各自的媒体生态中系统性地强化这一认知，升级螺旋就拥有了难以被外部力量打断的内在动力。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次比今天的文化内战更为激烈和暴力的内部分裂——内战。内战的教训是双重的：极度的内部矛盾确实可以以武装冲突告终，但武装冲突也可以以国家的更新而非终结而结束。

今天的分裂，在形式上与内战有本质的不同——今天的裂缝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而不是地理上清晰划分的；今天的对立双方，在物理空间上高度混合，不是可以明确分界的两个战线。这使大规模武装内战的可能性较低，但同时也使低强度的、持续的、弥散性的政治暴力和社会对抗，成为一种更可能持续的状态。

美国的文化内战，已经不再只是修辞意义上的”战争”——它正在以真实的、可以被计数的方式，产生真实的人类伤亡。而更深的伤亡，发生在那些无法被统计但同样真实的地方：在一个不再能够想象自己有共同未来的社会的内心，在那些再也无法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或旧日朋友同坐一桌共享感恩节晚餐的人们之间。
文化内战的最深伤口，不在战场，而在餐桌上。

继续阅读：第八章 第一节 后真相时代：客观事实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