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工人阶级达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大压缩”时代的社会契约：企业提供稳定就业和”确定收益型”（Defined Benefit）退休金计划，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工人提供忠诚的劳动。这套体系在数十年间运作，创造了历史上最为广泛的中产阶级繁荣，使大量普通工人得以在相对有尊严的状态下度过老年。

这套体系正在系统性地瓦解，而瓦解的代价，将在未来数十年以个体和社会的双重苦难的形式显现。

企业退休金体系的转型，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从1970年代末开始，企业退休金从”确定收益型”（雇主承诺在退休后支付固定金额的月度养老金）大规模转向”确定缴纳型”（如401(k)计划——雇主向员工个人账户缴纳一定比例，但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员工承担）。这一转变的表面理由是给予员工更多的”灵活性”和”选择权”，实质是将退休保障的财务风险，从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转移到缺乏金融知识和风险分散能力的个人。

401(k)体系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大多数低收入工人没有足够的额外收入用于缴纳退休储蓄；即便有能力缴纳，个人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高度依赖于退休时机——如果市场在你退休前大幅下跌（如2008年），你的退休储蓄可能瞬间缩水30%至50%；金融咨询行业的利益冲突（顾问倾向于推荐高费用产品）进一步侵蚀了普通投资者的回报。结果是，大多数美国家庭的退休储蓄严重不足。根据美联储数据，接近一半的50至65岁美国家庭没有任何退休储蓄，拥有储蓄的家庭中位数也远低于维持退休生活所需的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是另一种长期压力。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联邦福利项目，为老年人、残疾人及其家属提供基本收入保障。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作年龄人口相对于领取者的比例下降——正在对其财务可持续性形成长期压力。按照目前的政策轨迹，社会保障信托基金预计将在2030年代某个时刻耗尽，届时系统将只能支付约75%至80%的应付福利。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技术上并不复杂：提高缴纳上限（目前高收入者超过一定金额的收入免于缴纳社会保障税）、略微提高退休年龄、微调福利计算方式——这些措施的某种组合，可以在数十年内保证体系的可持续性。但政治上的难度与技术上的简单性形成了完全的对比：提高任何人的缴纳，或削减任何人的福利，都会遭到受影响选民的强烈反对，而民主政治体系在面对需要当前牺牲换取未来可持续性的议题时，系统性地倾向于推迟痛苦的决定。

最终，退休危机是一代又一代的推迟决策积累的结果：每一届政府都知道问题存在，都选择将它留给下一届处理。当账单最终到期，它将以数以百万计老年人的贫困和尊严丧失为代价。这是民主体制的时间贴现问题在人类苦难层面的最直接体现。

继续阅读：第六章 第九节 毒品深渊：鸦片危机与社会绝望的化学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