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在美国梦的叙事中，扮演着核心的向上流动工具的角色。接受大学教育，被视为进入中产阶级的通行证，是美国许多第一代移民家庭最重要的代际投资。这个叙事并非全无根据——大学文凭确实在统计上与更高的终身收入相关。

但当高等教育本身变得极难企及，当进入最具经济回报的大学需要从幼儿园就开始的、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负担的准备投资，高等教育就从向上流动的工具，变成了阶级固化的机制。

精英大学入学的现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镜子。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顶尖大学的录取，在表面上以”综合评估”为标准，但这套评估体系从头到尾都偏向于资源充裕的家庭。顶尖大学的学生中，来自收入前1%家庭的比例，与来自收入后60%家庭的比例大致相当——换句话说，一个超级富裕家庭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与六十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加起来的机会相当。

这种结果不是偶然的。SAT/ACT成绩与家庭收入高度相关，因为富裕家庭可以支付昂贵的备考培训；课外活动的”含金量”——音乐课、体育训练、海外志愿服务——需要时间和金钱，而两者都是低收入家庭稀缺的资源；推荐信的质量，与学生接触有影响力成年人的网络直接相关；而”遗产录取”（Legacy Admission）——给校友子女的录取加成——在制度上直接传承了上一代的教育特权。

但问题不只是精英大学。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都在经历一种基于资源的系统性分层：资金充裕的研究型大学向精英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设施和职业网络；资金匮乏的社区学院向工薪阶层学生提供有限的资源；而在中间，公立大学系统因为各州持续削减教育经费，正在逐渐失去其作为平价优质教育提供者的历史角色。

高等教育的特权化，产生了一种双重的社会伤害。对于被排斥在外的人，它关闭了据称可以通向中产的大门；对于进入了这个体系但背负着沉重学贷的人，它用一张可能的未来换取了一个确定的债务现实。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它强化了一种关于人的价值的意识形态：大学文凭拥有者是值得尊重的知识工作者，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是低价值的体力劳动者——这种意识形态，既是对蓝领工作者尊严的贬损，也是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和知识经济过度扩张，而技工和制造业人才严重不足）的文化根源之一。

教育应当是社会流动的引擎。当它变成阶级固化的机器，一个社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自我更新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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