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论点极为简洁：企业管理者受雇于股东，其唯一义务是在法律范围内最大化股东利润；企业对员工、社区或环境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张，是对自由社会基础的颠覆。

这个论点，在随后五十年里，从一种边缘的学术主张，演变为美国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并在这一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推动了一场对实体经济的系统性掏空。

这一转变的关键机制，是”股东价值最大化”（Shar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原则与高管薪酬结构的结合。当企业高管的薪酬与股票价格高度挂钩，他们就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去追求能在短期内推高股价的行为，而不一定是对企业长期健康有利的决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股票回购（Stock Buyback）：企业用自己的利润或借来的债务，在市场上购回自己的股票，减少流通股数量，从而人为抬高每股收益和股价。

股票回购的规模，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了惊人的膨胀。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的数据，这些公司在2018年至2022年间花费在股票回购上的资金，超过了三万亿美元。这三万亿美元，没有用于研发，没有用于工人工资，没有用于工厂设备更新，没有用于培训——它被用来将利润从公司转移给股东（主要是已经富有的机构投资者和高管本人），同时通过金融工程的方式提高每股价格指标。

金融化的第二个维度，是金融行业本身在整个经济中比重的急剧扩大。1980年，金融行业的利润占美国所有企业利润的约10%；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这一比例飙升到超过40%。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平均薪酬是其他行业的数倍。顶尖大学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地选择进入金融业而非制造业、教育业、医疗业——因为金融业提供的激励远超任何”实体”行业。

这种人才和资本向金融业的集中，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双重伤害。一方面，制造业、基础设施、研发等需要长期耐心资本的领域，越来越难以获得与其社会价值相称的投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力，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是在金融系统内部制造新的套利机会，不断创造出更加复杂、风险更加难以量化的金融产品。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金融化逻辑的内在矛盾达到临界点的爆发。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信用违约互换、抵押债务凭证——这些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创造它们的机构自身的理解能力，更遑论监管机构。当底层资产（次级房贷）的质量开始恶化，这个精心构建的复杂金融大厦开始坍塌，其连锁反应的规模，几乎导致了整个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

危机之后，金融化的逻辑并没有被真正反思和纠正。量化宽松政策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股市和房价在此后十年飙升，而实体经济的复苏缓慢而不均等。金融行业的利润和从业者薪酬迅速恢复，而制造业就业的损失从未完全弥补。

资本主义正在自我吞噬：它的金融形态，正在系统性地破坏支撑其自身长期存续的实体基础。这不是外部敌人的攻击，而是内部逻辑的失控——当短期利润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当金融工程比实际创造更具回报，资本就会流离其本应服务的真实经济，在自己制造的泡沫中旋转，直到下一次崩溃。

继续阅读：第六章 第三节 债务奴隶：学贷、医债与信用卡的三重压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