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焦虑，这不是新鲜事。但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所面临的，不只是青春期的个体焦虑或成年初期的生活压力，而是一种有其客观根基的、关于未来系统性封闭的集体悲观主义。

数据是冷静的见证者。皮尤研究中心的长期调查显示，认为下一代生活水平将比这一代更好的美国人比例，已经从1990年代的高点持续下滑，今天持悲观看法的美国人已经超过乐观者。美国心理学会的年度压力调查，将千禧一代和Z世代列为所有年龄群体中压力最大的，其主要来源是：经济不安全感、工作前景不确定性、学生贷款债务、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青年世代的悲观，是理性的，因为它对应着可以被数据证实的客观现实。

经济层面：如前几节所述，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机，越来越多地与经济衰退或经济困难期重合（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经济冲击），这些”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在研究中被证明会对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轨迹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即便在所谓的”好年景”，年轻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也远低于上一代在同等年龄阶段的增长速度。

住房层面：购买第一套住房的年龄，相比上一代显着推迟。这不仅仅是生活里程碑的延迟，它意味着财富积累的起点推迟，意味着无法通过房产升值参与财富效应，意味着在人生最需要稳定基础的阶段，处于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中。

社会关系层面：孤独感流行病在年轻人中尤为突出。社交媒体承诺了连接，实际提供的却是一种”连接的幻觉”——数字互动的表面联系，与真实的、面对面的深层人际关系之间，存在巨大的质的差异。研究表明，高社交媒体使用量与较低的主观幸福感和更高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尤其在青少年女性群体中。

气候层面：这是上一代人不曾以同等紧迫感面对的维度。对于今天的二十岁年轻人来说，气候变化不是一个需要在世纪末担心的遥远威胁，而是一个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将以越来越极端的天气事件、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破坏显现的近期现实。2019年，瑞典少女格雷塔·通贝里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对各国领导人说：”你们用你们的空话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这句话击中了一代人共同的感受：我们被上一代人留下了一个燃烧着的星球，而他们仍然在争论是否要开始行动。

“躺平”（Lying Flat）文化——源于中国但在全球青年文化中引起共鸣的概念——是这种集体悲观的文化表达。当向上流动的路径被系统性封堵，当工作的努力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正相关越来越不确定，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放弃对传统成功叙事的追求，最小化欲望，减少消费，拒绝内卷。”大辞职潮”（Great Resignation）中有相当部分是年轻人对低薪、高压、无意义工作的主动拒绝——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之后，发现继续参与这个游戏是不值得的。

希望的系统性消失，是社会的深层警报。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依赖于年轻人相信未来是开放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梦想是可以追求的。当这种基本的未来信心崩溃，社会就失去了一种根本性的再生资源——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

美国梦不只是一个经济承诺，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集体叙事之一：关于可能性，关于努力的回报，关于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当这个叙事失去了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经验层面证伪了这个叙事，剩下的，是一具仍然在行走、但内部已经空洞的文化壳体。

壳体迟早会碎裂。问题只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

继续阅读：第七章 第一节 身份政治的焦土：种族、性别与历史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