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中的弹劾条款，是对行政权滥用的终极制度性制约。根据宪法，总统可以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大罪行与失职行为”（Treason, Bribery, or other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而被弹劾。众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弹劾条款，参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进行审判并作出有罪裁决。历史上，只有四位总统曾经面临弹劾程序——安德鲁·约翰逊（1868）、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而未被弹劾，1974）、比尔·克林顿（1998）、以及唐纳德·川普（两次，2019和2021）。

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众议院弹劾两次的总统，也是唯一一位在卸任后仍然面临参议院审判的总统。这两个历史第一，不仅仅是关于川普个人的记录，更是关于制度本身的诊断书。

第一次弹劾（2019年），缘起于川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其调查拜登父子作为获得军事援助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权力滥用指控：利用总统外交权力为个人政治利益服务。众议院于2019年12月通过了两项弹劾条款——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

参议院审判于2020年1月举行。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没有足够的共和党参议员愿意越过党派界线投票定罪，川普以接近完全党派化的投票获得无罪裁决。唯一的例外是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他在滥用权力条款上投票定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总统弹劾案中投票反对本党总统的参议员。

第二次弹劾（2021年），在1月6日国会山骚乱发生后一周，以煽动叛乱为由提出。这一次，有十名共和党众议员跨越党派界线投票支持弹劾——这在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已经是罕见的党派裂变。但在参议院的最终审判中，川普再次获得无罪裁决，因为七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定罪票距离所需的十七票仍有差距。

两次弹劾的政治结局，深刻揭示了这一制度机制的根本性困境。

弹劾的设计逻辑，预设了参议员会作为独立的宪法守护者而行动，将对宪法的责任置于党派忠诚之上。在极化不那么严重的历史时期，这一预设有其现实基础——1974年水门事件中，共和党参议员在证据面前选择了宪法原则而非党派忠诚，尼克松在失去党内支持后选择辞职。但在今天完全党派化的参议院，这一预设已经失效：投票给对方党总统定罪，在政治上等同于政治自杀，而政治生存的本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胜了宪法责任的良知。

弹劾机制的另一个深层失灵，是它对”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根本无力感。传统的政治精英，即便是最强硬的，也在内心深处对政治规范和制度约束有某种程度的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是圣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整个政治生涯建立在对这套规范的参与之上。一旦制度开始发力，他们会本能地感受到压力并作出某种形式的调适。尼克松是这个模式的完美例证。

但川普完全不属于这种类型。他进入政治时，没有对政治规范的内化，没有对制度文化的尊重，没有可能失去的政治遗产需要保护。对他来说，弹劾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攻击，是需要被反击的敌对行动，而不是需要被严肃回应的宪法程序。他以进攻性而非防守性的方式回应，将弹劾程序变成了对他的政治迫害的宣传，将投票支持弹劾的共和党人变成了背叛者和敌人——而在他的支持者眼中，他的叙事获得了成功。

弹劾，这个宪法的最终武器，在面对一个愿意将它变成政治表演的领导者时，其威慑力大打折扣。宪法的书写者们没有为这种情形设计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完全不认同制度文化的领导者掌握权力。这是制度设计的历史局限，也是当代美国政治最为根本的困境之一。

继续阅读：第五章 第三节 选举诚信的崩塌：民主基石的长期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