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精英阶层，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在于精英是否存在，而在于精英与其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质：精英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是否仍然承担与其特权相称的社会责任，是否仍然受到与普通公民相同的规则约束？

美国精英阶层正在经历一种系统性的”逃逸”——从税务义务的逃逸、从法律责任的逃逸、从共同社会命运的逃逸，最终是从道德共同体本身的逃逸。

税务逃逸是最容易量化的层面。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研究，美国每年的”税收缺口”（Tax Gap）——应纳税额与实际纳税额之间的差距——约在五千亿至七千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国全年国防预算的80%。而这个缺口的主要来源，不是普通工薪阶层的逃税（他们的工资收入是自动代扣代缴的，逃税空间极小），而是高收入者通过复杂的结构安排实现的合法或准合法的税务优化。

亿万富翁的有效税率往往低于其秘书的有效税率——这不是阴谋论，而是沃伦·巴菲特自己公开陈述的事实。其机制是：工资收入适用高达37%的联邦所得税，而资本利得收入（通过出售股票或其他资产获得）最高税率只有20%。对于大多数超级富豪来说，他们的主要收入形式是资本利得，而不是工资。此外，”借款生活”策略（Borrow against assets to live）允许超级富豪以其股票资产为抵押获得低息贷款，维持极为奢华的生活方式，却不触发任何应税事件——因为贷款不是收入。

法律责任的逃逸是另一个层面。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欺诈与渎职事件之一——数万亿美元因为华尔街过度冒险和欺诈性的抵押贷款销售行为而蒸发，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失去了房屋和储蓄。但危机之后，没有任何一位主要金融机构的高管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任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后来承认，他担心起诉大型金融机构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过于巨大”的影响——”大到不能起诉”（Too Big to Jail）成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之后的姊妹原则。

这种双重标准在司法领域无处不在。能够负担顶级律师团队的富人，在面对相同的指控时，获得截然不同于穷人的司法结果。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系统性的模式：美国的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钱包深度决定命运的体系。辛普森案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经典符号，不仅仅因为其戏剧性，更因为它以最赤裸的方式展示了金钱如何购买无罪——无论这个结论在法律上多么有争议。

但精英逃逸最深刻的层面，是从共同社会命运的逃逸。超级富豪阶层越来越多地居住在有门禁的社区（Gated Communities），子女就读于与公共教育体系完全隔绝的私立学校，使用私人医疗保险和私人医院，乘坐私人飞机，雇用私人安保——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大多数美国人所经历的公共服务质量、基础设施状况、公共安全水平，已经完全脱钩。

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需要依赖公立学校、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安全，他们就失去了关心这些公共服务质量的切身动力。一位子女就读于每年学费五万美元的私立学校的参议员，在投票削减公共教育经费时，并不会亲身感受到这一决定的后果。一位拥有全面私人医疗的国会议员，在投票否决医疗改革时，并不会感受到无法支付医疗账单的恐惧。

这种生活世界的彻底隔离，是精英逃逸最终也最危险的后果：它不仅仅是不公平，它还摧毁了民主所依赖的基本前提——那些做决定的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这些决定的后果。

继续阅读：第三章 第六节 既得利益者联盟：能源、国防、医疗的政策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