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都需要一个能够超越内部差异的”共同故事”——一套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一起”的叙事。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个这样的共同故事：清教徒的”山巅之城”愿景、启蒙理想的政治实验、移民熔炉的多元融合、二战中”最伟大一代”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些故事当然都有其历史化妆和神话成分，但它们提供了一种集体凝聚力，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得以想象自己属于同一个共同体。

今天，这些共同故事正在瓦解，而没有新的故事能够取而代之。

身份政治的兴起是这一瓦解最重要的推力。身份政治本身有其正当性——长期受压迫的群体要求承认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这是任何健康民主社会都应该回应的正当诉求。黑人、女性、LGBTQ群体、原住民——他们的权利斗争推动了美国社会在道德上的真实进步，这是不应否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当身份政治从一种争取权利的工具，演变为组织所有政治认知的首要框架，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当每一个政治议题都首先被放置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棱镜下审视，当群体身份成为判断一个人政治立场的主要预测指标，当”你的真实经验”成为不可质疑的政治权威——政治讨论就从关于”什么政策最有利于公共利益”，退化为不同群体之间关于”谁的伤害更真实、谁的痛苦更值得被看见”的竞争。

这不是哲学层面的辩论，而是有着切实政治后果的现实转变。白人蓝领工人感到自己的经济困境被政治正确的话语框架所忽视；黑人社区感到经济不平等被简化为个人责任的问题；女性在职场的结构性不平等被转移为文化战争的附属战场；移民问题被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道德对立。每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都被套上了身份的滤镜，在身份的光折射之后，失去了可以理性讨论和妥协的政策内核。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加速了这一进程。算法的设计逻辑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与自己既有观点相符的内容，越来越少地接触到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这种”信息茧房”效应，将原本存在于同一社会中的公民，分别关进了不同的信息宇宙。一个生活在德克萨斯州农村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和一个生活在旧金山的黑人女性进步活动人士，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分歧，他们阅读的新闻来源不同、使用的政治词汇不同、对同一事件的基本事实认知可能都截然不同。他们不是在争论同一个现实的不同解读，而是在两个几乎完全隔离的现实中各自生活。

共同故事的瓦解，比任何具体的政策分歧都更危险。政策分歧可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但当人们不再共享基本的现实认知，不再认同同一套道德底线，不再把彼此视为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民主的基础就真正开始动摇了。民主不仅需要选举机制，它需要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土壤：公民们相信彼此的基本善意，相信规则的基本公平，相信失败者有义务接受结果、胜利者有义务节制权力。这种信任，正在系统性地被侵蚀。

继续阅读：第一章 第八节 制度惯性：无法自我修复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