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民主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通过了《民权法案》《投票权法案》《医疗保险法案》，建立了”伟大社会”项目。1981年，里根以同样的方式主导了税收改革和政府削减。这些是美国政治体系最后几次能够实质性运作的历史时刻——一党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国会多数，得以推行重大变革。

此后的四十年，这种条件越来越难以复现，国会的立法效率随之急剧下滑。

衡量国会立法效率的方式有很多，但最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每届国会通过的有实质内容法律的数量。这个数字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峰，到今天已经跌落超过一半。而在通过的法律中，许多是对已有法律的微小修订，或是将之前已有参数的项目重新命名，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立法越来越罕见。

为什么？答案是多层次的。

首先是选举区划的两极化效应。通过精心设计的选区边界（”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两党各自将大量席次变成了”安全选区”——在这些选区里，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不是大选，而是党内初选。党内初选的参与者往往是意识形态最坚定的核心选民，这迫使候选人必须向本党基本盘的极端立场靠拢，而不是向中间选民妥协。结果是，温和派在初选中不断被淘汰，议员越来越极端，跨党派合作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窄。

其次是参议院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规则。这一机制最初是参议员保护少数方意见的工具，但随着极化的加深，它已经演变成系统性阻碍立法的武器。理论上，一项法案在参议院需要六十票才能结束辩论进入表决。这意味着少数党只需维持四十一票，就可以无限期地阻止任何立法。结果是，参议院的有效运作门槛从简单多数变成了超级多数，而在一个极化的政治环境中，超级多数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是政治资金的影响。2010年，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裁定，限制企业和工会在选举中的政治支出违宪。这一裁决打开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的闸门，允许无限量的政治捐款涌入选举，使富豪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急剧扩大。议员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筹款，而不是立法。一位众议员曾向记者透露，党鞭要求他们每天至少花四小时打筹款电话。四小时——在一个每周工作五天的人身上，这意味着一半的工作时间被用于向有钱的捐款人乞讨，而不是思考公共政策。

第四是媒体生态的极化。当福克斯新闻和MSNBC把政治报道变成娱乐表演，把立法妥协描绘成软弱和背叛，议员们面临的政治激励就彻底扭曲了。在选民的电视屏幕前大声抨击对方，远比在委员会会议室里耐心地寻找妥协方案更能带来政治回报。表演性对抗取代了实质性立法，成为国会议员的核心竞争力。

这就是制衡过度的反噬：建国者设计的种种制约机制，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中，从防止暴政的工具变成了阻止任何行动的枷锁。制度本身没有变，但驱动制度运作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当立法者不再以推动公共利益为目标，而是以阻止对方、激励本方基本盘为目标时，那套为”好人”设计的制度，就成了”坏人”的最佳武器。

继续阅读：第一章 第七节 身份政治：共同故事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