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宣布辞职，苏联国旗在莫斯科缓缓降下。这一天，许多美国人相信，历史终结了——不是以世界末日，而是以美国模式的最终胜利告终。政治学家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迅速成为畅销书，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组合，是人类政治组织的终极形态，没有其他模式可以与之竞争。

这种乐观主义并非全无根据。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确实赢得了冷战，而且是在不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下赢得的。北约的军事同盟、马歇尔计划的经济重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好莱坞和流行文化的软实力——这些力量的综合，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霸权体系。

冷战胜利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单极时刻”。克林顿时代的经济繁荣，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引擎，创造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之一。纳斯达克指数一路飙升，联邦预算出现盈余，失业率降至历史低位。美国人前所未有地自信，也前所未有地傲慢。
然而，正是在这极盛的表象之下，衰落的种子已经深深埋入土壤。

冷战的胜利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负效应：共同的外部敌人消失了。在苏联威胁存在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威胁扮演了一个关键的政治功能——它强迫美国各方在基本的国家利益上保持最低限度的共识。反共是跨越党派的黏合剂，即便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政上争吵不休，在对抗苏联这个问题上，他们至少能够站在同一战线。苏联解体之后，这个黏合剂消失了，美国政治开始向内撕裂。

全球化是另一颗定时炸弹。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NAFTA在1994年生效，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全球供应链重组，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跨国企业的利润飙升，消费品价格下降，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但是，这些宏观数据掩盖了一个残酷的分配现实：全球化的收益高度集中在资本拥有者和高技能专业人士手中，而成本却被集中转移到了制造业工人身上。俄亥俄州的钢铁工人、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工人——他们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被外包到中国和墨西哥，工厂关闭，社区凋零，而华盛顿的精英们告诉他们，这是”进步”，他们应该去”再培训”，学习新技能。

这种傲慢和脱节，在二十年后以川普的当选完成了历史的偿还。

信息技术革命本应是解放人类智识的工具，但它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传播时代，而这个时代对民主的影响远比人们预期的更为负面。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守门人功能，让任何信息——无论真实与否——都能以光速传播。社交媒体的算法设计天然倾向于放大情绪化、极端化的内容，因为愤怒和恐惧比理性讨论更能吸引注意力、产生参与。这一技术逻辑，在政治领域导致了极化的加速。

“九一一”的烟尘驱散了部分幻觉，但美国的回应——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证明了极盛时代的美国已经患上了一种特殊的病症：权力的傲慢。以为可以用军事力量在中东强行移植民主，以为美国的意志可以改写别国的历史——这种帝国主义的冲动，消耗了数万亿美元、数千条美国士兵的生命，并在中东制造了更深的混乱，而没有留下任何可持续的成果。

极盛与衰落，从来不是顺序发生的两个阶段，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面向。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同时经历着权力的顶峰和根基的侵蚀。外表越来越强大，内部越来越空洞。这是所有帝国在衰落之前共同经历的阶段，罗马如此，大英帝国如此，美国亦不能例外。

继续阅读：第一章 第五节 冬季降临：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僵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