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第三世界”（Third World）这个词具有特定的地缘政治含义：既不属于美国主导的第一世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属于苏联主导的第二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冷战结束之后，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原有的战略语境——苏联消失了，”第二世界”不再作为替代选项存在，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似乎面临着”历史的终结”所描述的单一选项：向美国模式靠拢。

这种单一选项的假设，已经在过去三十年里被历史所证伪。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战略环境中，面对着多个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投资伙伴和安全提供者。这种多元化，不完全是美国退场的结果，更根本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自身政治主体意识的成熟——它们越来越不愿意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发展路径纳入任何单一大国的框架约束。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的复兴，标志着这一政治主体意识的集体化。以金砖国家集团为代表，以印度、巴西、南非、印尼等”中间国家”（Swing States）为核心，一种”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外交哲学正在全球南方的政策话语中取得越来越核心的地位：既不全面对齐美国，也不对齐中国或俄罗斯，而是根据各自的利益和情境，在不同议题上与不同方合作，最大化自己的战略空间。

印度是这种战略自主最典型的当代实践者。它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成员，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防务关系；但它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与俄罗斯保持着长期的武器采购关系，在乌克兰战争中拒绝加入西方制裁体系，以折扣价格大规模购买俄罗斯原油。这种全方位下注、拒绝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的策略，是印度将自身定位为新兴多极世界独立极点的战略愿景的体现。

美国民主模式的吸引力，在全球南方也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自由化、私有化、财政紧缩的发展处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应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混合遗产，部分国家在遵循这套处方后经历了社会动荡而非稳定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腾飞，为威权体制下的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例——尽管这个”中国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以及其内含的政治代价，仍然存在深刻争议。

1月6日和美国的系列政治危机，进一步损害了美国民主模式的软实力。当美国的盟友需要向自己的公众解释为什么西方民主体制优于其他选项时，他们现在需要面对来自华盛顿本身的反例。美国的内政表现，已经成为全球民主话语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日益突出的负项。

全球南方的觉醒，不是反美的，也不是亲中的——它是自主性的，是对单极世界的历史终结的战略适应。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拥有了冷战时代所没有的真实战略选择空间，而这本身，就是对美国曾经拥有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全球领导地位的根本性消解。

继续阅读：第九章 第八节 多极化的混乱：没有领导者的世界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