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主义”的重负，是理解美国如何面对其全球角色转变的关键心理障碍。如果美国相信自己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永恒的、上帝赋予的文明楷模，那么接受一种更为有限的、与其他大国平等的全球角色，就等于接受了国家认同的核心神话的崩溃，这在心理上是极为困难的。

但历史提供了一些关于大国如何完成这种心理调适的有益先例。

英国的转型，是最相关的参照案例。二战之后，英国在二三十年间从全球帝国转变为西欧一个重要的民族国家，失去了印度和绝大多数殖民地，失去了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存在。这一转变伴随着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英国病”（British Disease）这个词，描述了转型期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迷失。但英国最终完成了这一转变，建立了与其实际体量相符的国际角色，并在后帝国时代仍然维持了显着的文化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

美国的转型，与英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相似之处是都需要从”不可替代的全球主导者”的角色意识中退出，接受一种”重要但有限的参与者”的定位。不同之处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转型不是从全球存在中退出，而是改变存在的性质——从规则制定者和秩序维护者，转变为多边秩序的合作参与者和建构者之一。

这种谦卑的新角色，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放弃”除我们之外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单边主义冲动，认真投入多边框架的建设和维护，即便多边框架意味着美国必须接受不完全符合自己偏好的结果。它意味着在气候、贸易、人工智能治理、大流行病防控等全球性挑战上，成为规则的遵守者，而不只是规则的制定者。它意味着对盟友关系的理解，从”我们保护你们，你们配合我们”的主从关系，转变为真正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平等伙伴关系。

在国内，这种角色调适意味着将原本用于过度的军事扩张的资源，重新定向到国内的经济重建和社会投资。艾森豪威尔的那个警告——军工复合体的过度影响——在半个世纪后仍然有效，而且如果其含义被认真对待，它与美国国内复兴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战略关联：过度的军事承诺，消耗了应当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研发和社会保障的资源。

谦卑，在政治话语中往往是软弱的代名词。但真正的谦卑，是对自身能力和局限的准确评估，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重要的目标，是放弃代价高昂却收益有限的帝国幻觉，以换取在真正关键领域的持续影响力。这不是退缩，而是战略聚焦——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能够长久发挥影响力的，是那些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且相应地分配资源的行为者。

一个谦卑的美国，可以比一个傲慢的美国更持久地维护其核心利益，更真实地实现其核心价值，更有效地应对真正的全球性挑战。这不是失败的叙事，而是成熟的叙事——从青春期的无限自信，到成年期的清醒判断。

继续阅读：第十章 第十节 大结局：历史不会终结，但这一章或许已经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