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美国政治话语中被引用最频繁、定义最为模糊的词汇之一。从建国宣言中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到《权利法案》的系列保护，到里根的”政府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到当代文化战争中的”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自由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具有几乎神圣的修辞地位，同时承载着高度冲突的内涵。

当代美国政治话语中主导性的自由概念，是一种主要被定义为”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免于政府管制的自由，免于强制征税的自由，免于他人价值判断的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历史上有其对抗王权和国家专制的正当性；但当它成为唯一有效的自由概念，它就开始遮蔽另一种同等重要的自由维度——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有能力充分发展和实现自身潜力的实质性自由。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其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中，清晰地区分了这两种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积极自由是”做……的自由”（freedom to）。一个身陷贫困、没有受教育机会、被医疗债务压垮的人，可能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完全自由——政府没有强制约束他——但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他实际上缺乏实现有意义选择的真实能力。

美国对消极自由的近乎独占式强调，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对大政府的恐惧（源于建国时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应）、对个人主义的文化崇拜（源于清教徒传统和边疆精神）、以及二十世纪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意识形态框架（将任何集体主义措施都与苏联极权联系）。这些根源，共同塑造了一种对政府角色的系统性不信任，使得即便是最温和的集体干预措施，都面临”社会主义”的标签攻击。

自由的重定义，不是要否定消极自由的价值，而是要认真地将积极自由纳入政治讨论的框架。这意味着追问：一个没有医疗保障的人，真正享有对健康的自由吗？一个背负六位数学生贷款的人，真正享有职业选择的自由吗？一个居住在污染严重社区却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真正享有健康环境的自由吗？一个面对自动化失业却没有再培训机会的工人，真正享有经济自主的自由吗？

这些问题，没有单一的政策答案，而且在政策具体设计上的争议是正当的。但将这些问题纳入”关于自由的讨论”，而不是将它们框架化为”关于平等还是自由”的对立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话语重建。自由与平等，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而是相互支撑的：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能够为更多人提供真实意义上的自由，而不只是法律文本上的自由。

这种重定义，在政治上面临极为强大的阻力——因为它触动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体系，以及从消极自由框架中获益最大的精英阶层的利益。但它代表着美国社会在思想层面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更新其关于核心价值的语言，使之能够真实地面对当代的社会现实。

继续阅读：第十章 第八节 美国梦的再诠释：从神话到可操作的现实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