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民主制度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很少以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变的形式出现。更常见的模式，是著名政治学家史蒂文·莱维茨基和卢坎·韦伊在《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描述的”民选威权主义”（Elected Authoritarianism）：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逐渐通过合法的途径——修改宪法、控制司法、操控选举规则、打压媒体和公民社会——来巩固个人权力，侵蚀民主的实质内容，同时维持民主的形式外壳。

这种模式，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有了充分的现实案例：匈牙利的奥班、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他们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然后逐步以半合法的方式拆解制约他们权力的制度。他们的成功，有一个共同的先决条件：社会对现有政治精英的深刻失望和不信任，使相当部分的公众愿意接受以某些民主规范为代价换取”稳定”和”效率”的承诺。

美国是否面临类似的风险？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随意否定的问题。

支持警惕的论据，是清晰的。美国经历了一位拒绝承认选举失败的总统，经历了一次对国会的暴力冲击，经历了两次以党派线为分界的弹劾审判，经历了对司法独立性的持续攻击，经历了将”深层政府”和”选举舞弊”叙事正常化的媒体生态。民主制度的非正式规范——这些制度赖以运作的不成文的行为准则——已经被侵蚀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更深层的担忧，来自公众对威权主义的潜在接受度。当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在民调中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暴力维护民主是可以接受的，当相当比例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宁愿由强有力的领导者来治理，即便这意味着绕过国会和选举，”民主规范”这道防线就已经不再是共识，而是争议。

极权诱惑的操作机制，往往是通过每一步看起来都有其合理性的渐进步骤来实现的。扩大行政权力以应对立法僵局，这有其效率逻辑；限制被视为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体，这有其保护公众的逻辑；以”国家安全”为由监控反对派，这有其安全保障的逻辑；以”防止选举欺诈”为由提高投票门槛，这有其选举完整性的逻辑。每一步单独来看，都可以找到似乎合理的辩护，而它们的累积效果，却是对民主实质的系统性侵蚀。

美国的宪法制度，提供了比大多数民主国家更为坚实的制度防线——独立司法、联邦制的权力分散、根深蒂固的公民社会传统。2020年大选的结果，尽管经历了激烈的挑战，最终仍然得到了认证；拜登的就职，尽管经历了骚乱，仍然如期进行；2024年的选举，在有争议的结果下，再次完成了权力的转移。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国制度韧性的存在。

但韧性不等于免疫。每一次对规范的侵蚀，都降低了下一次侵蚀的门槛；每一次极限测试，都为下一次测试提供了先例。民主的保护，需要的不只是制度的存在，而是持续的积极维护——而这种维护，在一个公民意识退化、对机构不信任的社会中，正在失去其社会基础。

极权不是必然的命运。但它是一种真实的风险，而否认这种风险，恰恰是最容易让它成真的态度。

继续阅读：第十章 第四节 共同真理的追寻：重建理性基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