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向玉皇大帝陈述冤情的是林昭。林昭披着一袭血衣来见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问：“你就是林昭？”女子应声道：“我正是，不过我本姓彭，只因与我那个国民党县长父亲划清界限，我改姓林。”

玉皇大帝又问：“你现在披的血衣，是你在监狱写的血书？”

林昭：“正是。我在监狱没有笔纸，笔纸都被没收了，说是不让我再作‘反动宣传’。共产党监狱比国民党法西斯十倍，国民党监狱还可以看书写东西。我只好撕下床布，咬破手指，用血来写，可是我体弱，血不多，一天写不了多少，只好第二天再写。”

玉皇大帝定睛看她的血衣，上面写着：“历史法庭的判决，即将昭告后世：极权统治者，窃国盗，殃民贼，是罪人。公义必胜！”都是针对毛泽东而写的。玉皇大帝问：“你是哪一年怎么死的呢？”

林昭简单说：“我是1962年，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枪决的。”

玉皇大帝又问：“你的来龙去脉怎么回事呢？”

林昭说：“说来话长，我1932年生，原名彭令昭，苏州人，父亲早年英国留学，主修政治经济，1928年，在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母亲任苏州《大华报》当总经理，支持中共，秘密为中共捐款，建立地下电台，曾被日本人逮捕。1946年，国民党举行国大代表竞选，我母亲当选国大代表。我父母时常为了该给我教授哪一种政治价值观而争吵。我大舅是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1927.4.12事件中，被国民党处决沉尸长江。

我中学时代，受母亲影响，对共产党革命怀抱很大热情，高中毕业后，我不顾父亲反对，1949年考进‘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弔孝’，投身革命，甚至曾无中生有，揭发过自己的父亲，我一直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

新闻学校毕业后，我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在土改队我看到，为了让农民看到党的权威和力量，冬天将地主放在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称为‘冷酷的痛快’，只有这样斗争，才能显示斗争决心，灭掉地主威风。我为了与国民党父亲划清界线，抛弃父姓，改名为林昭。”

玉皇大帝听了有所感说：“看来你的革命决心很大，连父姓都私自改了。后来怎样呢？”

林昭继续说：“1954年，我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作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记者。我在北大疯狂地阅读许多书，同学常看到我从图书馆，抱出许多线装书。但我观察到，现实并非如我想像的美好，我陷入‘爱与恨的一盆浆糊’。在北大自由的学风中，我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揭发父母的‘罪行 ’时，我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绝不再说违心话！’由于我勤学多思，受到教授赞赏，我成了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又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我成为《红楼》编委，被人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响应中央鸣放号召，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是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我反对上纲上线。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麽？》，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玉皇大帝说：“那时毛怕右派反对党的领导，故意出了个‘阳谋’，引蛇出洞，以便一网打尽。全国公开说是抓了五十五万，实际上远不只此数，至少三百万。”

林昭：“1957年秋，张元勋和我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我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过来。我被认定为对抗组织、‘态度恶劣’，遭到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我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曾慨然向北洋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学生。现在北大领导，他们却把学生送进监狱，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大当时八千学子，有一千五百名师生被打成右派，许多人被开除公职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农场，二十多年才平反。那时毛说是‘引蛇出洞’，北大有那么多蛇吗？一千五百条？够吓人的。”

林昭继续说：“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到人大新闻系，我也从北大到了人大。我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领导怜我体弱多病，冒险说情，使我能留在资料室，接受‘监督改造’。期间我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我们提出结婚申请，但被批评谈情说爱，抗拒改造，不准结婚。

1959年，甘粹被发配新疆劳改。我病情加重，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校长吴玉章批示准假，我由母亲接回上海。通过调养，我病情渐有好转，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几个同学，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我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我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我得保外就医。我母亲和我在1960年代初期入基督教，1962年12月，我又被捕入狱。狱中我多次绝食、自杀，两次给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我在狱中，没有笔纸，只好用血在白被单上写。由于我拒绝违心地服从，被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虐待，光是镣铐花样就很多，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臂肘上至今创痕犹在，最惨无人道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痛得死去活来，乃至月经期间，从未解除过镣铐，从未有所减轻。”
玉皇大帝听了后惋惜说：“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有什么反动言论。可惜了你这个才女，确实是大大冤枉了。”

林昭继续说：“1965年3月，我开始写《告人类》。5月，开庭审判，判我徒刑二十年。我随后写了血书《判决后的申明》。我说，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了它！这是对我斗争行为的估价，我由衷感到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此外判决对我毫无意义！我蔑视它！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窃国盗，殃民贼，是真正的被告，更是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68年4月29日，我接到死刑判决书，我写下绝命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随即在上海龙华机场被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我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随后，我父亲服药自杀；我母亲精神失常，医院又拒绝医治。1975年她在上海外滩自杀。”

玉皇大帝说：“你一家就这样家破人亡，你才活了三十五岁，也没结过婚。像你家这样的全国很多。后来给你平反了吗？”

林昭说：“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宣布，以精神病为由，平反我为无罪，是冤杀无辜；1981年上海高院，又认为1980年的判决，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说对我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不构成犯罪。2004年4月22日，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集资，给我在苏州安息公墓立碑，我的尸体下落不明，墓里只有我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髮。墓碑刻着我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玉皇大帝听了说：“真是痛心疾首。”

林昭说：“平反并非就万事大吉。谁之罪？毛是主谋，毛认罪了吗？直到现在，反右问题还是捂着盖着，不让学者研究不让国人明白。政府暗地里还有争议，还留着尾巴。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五名大右派章伯鈞、罗隆基、彭文應、储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还有近百人。我从玉皇大帝信息部那里得到信息，2012年12月16日，各地网友在苏州灵岩山我的墓前聚集，纪念我80冥诞。据现场照片显示，有10多个国安便衣，在网友纪念过程中，监视并录影。2013年4月29日，我遇难四十五周年，有人前来拜祭，还遇到政府人员阻挠。”

玉皇大帝说：“主谋是毛没有错。我一定要替你伸冤。”

继续阅读：94、李九莲（1946 年－197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