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当了10年《人民日报》总编，曾经是中共意识形态的看门人。他十八岁入党，三十二岁主编第一本《毛泽东选集》，是文革之初自杀的第一人，那时他就职北京市委。1966年文革信号“5.16通知”刚过2天，5月18日清晨，邓拓写下六千言绝笔书，服安眠药自杀死亡，是年五十四岁。

因为毛的罪行始终没有清算，邓拓死后，阴魂不得安宁，一直想着向玉皇大帝讨公道。他听闻毛四处寻找旧部忏悔，便自己找上门来。

半夜，邓拓斯文地慢慢走到毛身边。毛以为是一个无常要索他的头，吓了一跳。定睛一看，这不是邓拓吗？因为1957年他穿着睡衣，在卧房召见过邓拓等数人，训了邓拓四小时，印象很深。

毛开口问道：“你不就是文革初期自杀的邓拓吗？”

邓拓说：“正是。今晚想来找你讨个明白。”

毛说：“文革还刚开始，还没抓你呢，你怎么就自杀了？”

邓拓说：“我不想等抓我入狱，受辱受罪再死，吃安眠药平安超度，比较温和点。”

毛说：“那时你怎么就感到轮到你了呢？”

邓拓说：“1966年5月初，我就被《解放军报》点名了，那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我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接着姚文元，戚本禹又针对我，写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声言：‘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你看，我邓拓还能跑掉吗？我的警卫员也换了，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新派的警卫员，实际上是监视员了，我更跑不掉了。我聪明点，早自我了断，免得受罪。”

毛说：“你是才子，从老解放区，到1949年进京，又是10年《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贡献很大。”

邓拓说：“我在《人民日报》主持，宣传报导主旨，是想改善党内外关系，党群关系，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不合你的口味，你是要斗，1957年反右运动前，你把我们报社几个主管人，召到你那里，给我们训话。”

毛说：“我那时很有气呀！”

邓拓说：“1957年4月10日下午，我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你要召见全体编委。我和胡绩伟等六名编委，乘车直奔中南海。我们被领进你的卧室，你穿着睡衣，盖着毛巾被，靠在床上，半躺半坐，不停抽着烟，卧室里装满了书，床上有一半空间也堆着书。我开始汇报工作，一开口就屡次被打断。你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我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你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这个请求。而你说我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是‘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我‘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你整整批了我们四个多小时。”

毛说：“是呀，我当时说你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不温不火，要你加温再加温。”

邓拓说：“我回到报社稳住情绪，一五一十把你对我的批评传达下去。报社同志听说你批评我‘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跟我邓拓根本沾不上边，也没有任何人响应号召，打小报告‘革邓拓的命’。两个月后，你派亲信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我事实上被架空。人们说我单纯正直，不善于察言观色，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行事。不过我有二十多年党龄，作为总编辑，七年来列席中央工作会议，我的政治敏感度，非常人可比。但我觉得批评文章过火，有损党的形象，要删改再发。我更多考虑的是保护作者。你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你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人家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后来你更说了引蛇出洞。我这时就明白，登了谁的鸣放文章，会害了人家。直到反右拉开大幕，那些被我压了稿子、删改过词句的作者，才明白我的苦衷。可见当时我按兵不动，是有苦难言。”

毛说：“共产党就是要斗啊，斗得越大越好，不然要共产党做什么？”

邓拓说：“1958年1月，我接到通知，参加南宁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你公开批评周恩来‘反冒进’，大跃进蓄势待发。你又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我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我走进会场，你当着全体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我在底下默默做记录。你说的那样火，我想我还能活吗？我曾去郊区潭柘寺散步，真想在那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书，写一点东西，可是作为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

毛说：“后来好了，彭真把你弄到北京市委当书记，你离开《人民日报》，算是解放了吧？你写那么多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无非是批我吧。”

邓拓说：“我写一点小东西，1961年，全国刚刚遭受3年大饥荒，一点活泼的短小杂文，人们认为是难得一见的精神食粮，上至官员、学者，下至学生、市民，几乎无人不读。老舍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各地报刊都学燕山夜话，办知识杂文专栏，国内掀起了一股杂文热。但我无意直接批评你。”

毛说：“我明白你是影射批评我，我搞三面红旗，大跃进有错。”

邓拓说：“说影射也无不可，都是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我是引人思考，但无煽动之意，文风是十分温和的，如果这点从侧面来提醒反思的小东西，都容不得，还能讲什么如你说的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1962年9月，北戴河会议，你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点略见活跃的社会空气急转直下。我很快就被迫停笔了，即使还写点什么，笔调也不得不更加温和了。”

毛说：“刘少奇批评我，我怕他的威信高过我，影响我的权力，我必须提出阶级斗争，把他压下去，像你这样的才子，实际上是跟他的路子走的，所以你就不好过了。”

邓拓说：“从《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你知道十年来，我的压力有多大？到文革之初，我的上级彭真倒了，党报公开点我名了，我明白我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只好自动退场。我走了不说，你知道我的妻子，孩子，压力有多大？我连累了他们。”

毛问：“你妻子丁一岚，不是第一个广播台长吗？她怎样呢？”

邓拓说：“我给妻子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5月18日清晨，我妻子发现我死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惧。她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我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她立即销毁。她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我姐姐在我们家里，就急急忙忙把她叫起来。说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她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和澡盆里，放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怕出火光，怕有味，她们也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看都来不及看了，只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得处理完了。你看，就紧张到这个程度，压力有多大。我死后，市委又来人抄家，我的书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我的死也被要求绝对保密，我妻子甚至只能告诉子女，父亲因病住院了。两年后，我的子女们才从社会上得知父亲已死的消息，他们找母亲证实，丁一岚在请示北京市委后，才敢向子女们说出真相。”

毛说：“看来你是受了冤屈。我不管你冤不冤，我用不着你了就抛掉。后来给你平反了吧？”

邓拓说：“直到 1979 年，才给我平反了，恢复名誉，胡耀邦主持追悼会，给我很高评价，我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了。1994年，我在家乡福州市的故居，也辟为纪念馆了。”

毛说：“人虽死了，最后倍极哀荣，那还有什么冤屈呢？”

邓拓说：“问题是，不论我，还是其他人的枉死，主谋都是你，文革是你发动的。玉皇大帝说了，主谋还没认罪，案子还没了结，你们这些枉死的，灵魂还不能安息，所以今晚还要来找你算账。”

毛说：“我明白了。我也得着玉皇大帝的允诺，遍访冤魂，求得把我从十八层地狱解脱出来。”

邓拓得到毛的承诺，态度缓和而坚定地说：“你若食言，就罪上加罪了。期待不久就看到你的忏悔书。否则我还要来缠你，我不会罢休的。现在中国依然只能听你的继承人一个声音，官员不能讲一点不同意见，一讲点不同意见，就保不住官位，就是你的流毒未清，继承人继承你的专制独裁。现在你的继承人，还要学你当世界领袖，不顾国内人民穷困，缺医少药，上不起学，向外国大撒人民的血汗钱，去享受世界领袖虚荣。你必须自己悔罪，同时促使你的继承人也反省悔过。”邓毕竟是有才华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揣自己也是建立邪恶政权的帮凶之一，也曾助纣为虐，因果报应也不是天道自然吗？想到这里也就不再说什么，遂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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