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毛的阴魂飘到南京，想起当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始终在孙公左右伺候的，除了宋庆龄，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如今中山陵十分风光，而汪精卫却无影无踪，连骨灰都被蒋介石用鼓风机吹掉了，汪精卫真的一无是处？想起大革命国共合作时代，1925-1926年，汪公二次提名我毛润之任代理宣传部长，信任有加，以后到抗日战争期间，也并无利益冲突，还着潘汉年跟他联系过呢，不像跟老蒋始终对敌。想着想着毛不免有些伤感。

想汪，汪就到。半夜，汪精卫竟然出现在面前，旁边还伴随着陈璧君。

毛见汪夫妇，先开口说：“八十年不见了，二位可好？”

汪兆铭是真名，精卫是笔名，但人们叫开了，把真名都忘了，尤如孙中山，真名是孙文。孙公签名，从来都是孙文。汪公签名，也从来是汪兆铭。

汪说：“难得我们在阴间见面。”

毛说：“你比我大十岁，是名副其实的大兄，你也是主席，汪主席，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呢？”

汪说：“我从玉皇大帝那里知道，您来南京见孙中山亡灵，还想见我，我和璧君就来问候你了。”

毛说：“你是客死异乡。死得很早，才六十一岁。听说与你1935年被刺，中了三枪有关。”

汪说：“是啊，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作怪，时常作痛，1943年再开刀想取掉，发现已是脊骨炎，不好治，去日本医疗也不行，1944年就在日本离世了。外传我拒绝出兵保卫日本被东条害死。此是怀疑尚无实据，东条想害死我，确很容易，医生会听他的，但迄今未见医生揭发。”

毛说：“人说你是刺客，图刺满清摄政王不遂，反被蒋派行刺得手，对你实在太无情，太不公平了。我还听说你的遗体运回来，安葬中山陵之旁，第二年抗战胜利，老蒋派何应钦去毁你墓，挖你坟，烧你尸，吹掉你骨灰，真是太无情了。”

汪说：“我的尸骨不重要，我生前写的政论文章也不重要，但我留下的诗词重要，诗言志，那是我用心血写成的，反映我的精神思想，我嘱咐只留诗词，供后世检验。”

毛说：“你的《双照楼诗词稿》，我都读了，不但佩服你的秀才文采，更钦佩你的爱国壮怀。你当年行刺未果，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的诗，我至今还背得出来，‘慷概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你的烈士诗，很快传诵全国，鼓舞青年投身革命。你后来写的许多诗词，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悲苦凄凉，忧国情思，哀国之音，壮怀激烈，一腔愁苦，始终蕴涵着‘精卫情结’：‘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你‘衔石’指的是填海的精卫鸟。你的号‘精卫’，就是由此而来。一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当然填不了，但是你始终执着如故。你的诗多哀国破家亡，明报国之志。”

汪说：“我写诗是以诗舒怀，寄托我的忧思，记录我的心境。”

毛说：“我注意看到你一首诗，写你的心境，很有代表性。我抄录下来：‘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这是你在1939年6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你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将在南京建立政权，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从这首诗看，你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透露出亡国之音。你感叹‘良友渐随千劫尽’，又低调检讨自己‘检点平生未尽心’，委婉曲折，很能引起读者共鸣。这和周佛海等其它人的反应完全不同。”

汪说：“您也作了好多气势磅礴的诗词，得国人赞赏啊!”

毛说：“我的诗词与你不同，我的诗属于帝王诗，公认代表作是《沁园春》，我看不起秦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数风流人物，还要看我。我不讲人民百姓，他们为我所用而已。我的帝王诗，无法在民间生根，影响后代，只能供人酒醉茶后，谈论而已。你的‘精卫’情结，感人至深，能流芳百世，为民族传承。我想这也正是你欲留后世的。”

汪说：“您洞识我的心思。不过我还背着‘汉奸’骂名，七十年来，令我心绪难安。”

毛说：“老蒋一向视你为敌，你投靠日本，他当然戴你汉奸帽一辈子。不过你名为汉奸，实际没做什么破坏民族，有害民生的事，你的南京政府，大家有目共睹，其实是在日本人和沦陷区百姓之间，充当缓冲器，减少日本人对国民之祸害，使百姓还能平安生存下去，不至于在无政府状态下，流离失所，百姓生活甚至比国民党统治区，还好过些。”

陈璧君插过来说：“感谢你有这样公正的评论。抗战胜利后，老蒋把我关进监狱，说我卖国，要我认罪。我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你打赢了老蒋，创立新中国。1949年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你为我说情。你说：‘陈璧君是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她俩给我写了信，送到上海监狱给我。我当时想，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老蒋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卖国是蒋介石。你心中也有数。我愿意在监狱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她俩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也感谢你的宽大。”

毛说：“其实认罪声明，也是循例形式而已，你是太认真了，愿意把牢底坐穿。”

璧君说：“我是倔性子，死心眼，如果按欧美习惯，在狱中签什么都无所谓，出狱了可作一张废纸，回家还是当英雄迎接，不会影响什么。我当时如果签了什么声明，出来嫌不自由，大可出国，我的几个子女都去国外了，也说得过去。不过我挺着不认罪，是按中国传统讲气节，士可杀不可辱。我死在监狱，也有价值，几十年来留给后人反思，看我的辩词是否有理？其实，汪先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他在日占区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你举不出，他做了什么坏事？包括江泽民，他就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了二年，直到抗战胜利。可以说，没有汪精卫，就没有江泽民后来的成就。”

毛说：“抗日战争中，汪先生和我们，其实比较说得来。我们的共同敌手，都是老蒋，蒋是我的主敌，不是日本人。我跟蒋说团结联合抗日，其实是口头上的敷衍，我的秘密实际政策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事实上执行起来，就是如此。我最看重是发展自己的武力，壮大自己，好为来日夺权。”

汪说：“你实行的政策，是否与苏联斯大林配合呢？苏联与日本是互不侵犯的。”

毛说：“我跟斯大林当然是配合的，我们还有共产国际的关系，斯大林是领导，大事要听他的。你知道，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1941年4月，苏联又与日本在莫斯科，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苏联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独立。这个条约我们当然全力支持与肯定。莫斯科把斯大林的决定通知了延安，斯大林授意我们，可与你的南京政权打交道，必要时联汪反蒋，联日反蒋。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我心领神会，1941年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他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窃取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躲过日军扫荡。他们也给你们提供一些蒋军的情报，你们给他们一些活动经费。潘汉年又派人到南京，打入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家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我们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是单线联系。在延安，我直接把任务分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参与。潘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汪说：“你1925年在广州国共合作期间，当过我的秘书，我推荐你接替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你授意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设法和我取得联系，并转达你的口头致意。由于种种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我，谈了两次，特别转达了你对我的致意。潘汉年想谈双方签个协议，互不侵犯，互相支持，中共协助维护铁路交通线，日方不侵犯中共根据地。但日本军方认为具体执行有困难，不切 实际，故未成。不过双方建立了默契，基本上是照此实行。你建立新中国后，听说1955年3月，潘汉年向陈毅坦白了当年秘密见我一事，立即被陈毅密报你，你当夜即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逮捕潘汉年，罗亲自带领一群便衣警察赴北京饭店，将还穿着拖鞋的潘汉年捉拿归案。如此紧迫逮捕潘，显然是你灭口之举。你怕一旦潘见我一事传开，大家一定认潘见我是奉命之事，潘的上司就是你，而我又戴着汉奸帽子，岂不连累了你。所以，潘汉年后来被囚二十年至死，是必然下场了。”

毛说：“你说的是实际情况，事实如此。潘汉年是枉死了，我也不得不如此办，否则乱了，不好交代，想你也能体谅我的苦衷。”

汪说：“抗日期间，日方主攻蒋军，对你相当宽松，给你很大发展空间。日机轰炸重庆，西安等不断，但不轰炸延安，你的根据地，很少去骚扰。共军主要跟国军发生‘摩擦’，很少跟我的‘伪军’发生摩擦。我跟你反蒋一致。日军大大削弱了国军，对你反蒋夺权大为有利。”

毛说：“你说得对。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来北京见我，我提到曾经有些日本朋友对我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我们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好教员，是大恩人，大救星。’但佐佐木说：‘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感到很抱歉。’我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共带来了很大利益，使中共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我还说：‘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侵略是好事，帮了我们大忙。这是我的真心话，发自肺腑。’”

汪说：“听说你也认为张学良帮了你大忙？”

毛说：“你说对了。张少帅也帮了我大忙，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他， 缺一不可。没有张帅，我可能去莫斯科当寓公了。那时很紧急啊，斯大林都准备派飞机来接我走了。张学良要是站在老蒋那边，我就完了。几十万大军，已经包围了延安，我再没处可逃。张帅一搞西安事变，我不但解围，而且得到大发展机会，名义是联合抗日，实际说给自己大发展。所以说，一个日本，一个张帅，大恩人，大救星，缺一不可。”

汪说：“你也认为日本人打美国，是犯了大错误吗？”

毛说：“你说得对。日本人打了四年，大半个中国，被他吃下去了，老蒋躲到重庆，你在南京成立政府，眼看你就要成正统，代替蒋了。没想到日本1941年，犯了大错，竟然开打美国，偷袭珍珠港，这一下把美国轰起来，日本四年就完了。如果日本不犯此错，一股作气打中国，不出三年，整个中国就成日汪一统了。那样的话，什么蒋万岁，毛万岁，都让给汪主席万岁了。进一步，日本以中国为基地，扫平整个亚洲，也是不出三年的事，整个亚洲，就是大日本的了。”

汪说：“你的大战略眼光，洞察局势，很有道理。日本人犯错，也有我一份功。当年日皇询我，应否对美开战？我想一旦将美国拖入战局，中国抗战必乘机翻身，可解救国难，故我极力赞成开战。你认为希特勒也犯了错误吗？”

毛说：“ 哦，你的曲线救国有理，日本人对美开战，对中国有利。你说得好。希特勒也犯了大错。他打了二年，大半个欧洲，都吃下去了，再有一年，整个欧洲都是他的了，当稳欧洲王。可是他西欧没搞定，却调大军东打苏联，太心急了，这同是1941年的事，结果苏联久吃不下，西边又把美国惹进来，美国是决定性因素，美国一进来，希特勒注定完了。
希特勒如果不犯此大错，拿下整个欧洲，不成问题。如此世界将成四大块，欧洲大块希特勒，亚洲大块日本，美洲大块美国，还有苏联一大块，实际上最小。世界形成四大块格局，起码五十至一百年。其中苏联是最小块，人最少，内部也不稳定，可能撑不过五十年。”

汪说：“你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日本犯了大错，才缩回去了。不过德国现在又成欧洲领头羊了。”

毛说：“德国人向强者认错，也给弱者下跪，普得世人谅解尊重，所以现在又成为欧盟的领头羊。日本只向强者认错，臣服美国，不给弱者下跪，得不到亚洲各国谅解，所以成不了亚洲盟主，甚至联合国入常也通不过。日本人那股倔强劲头，比我们中国人还厉害。”

汪说：“你处理国事也是够倔强的，都按你的意志办。”

毛：“最后我有个疑问，我不明白你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只活了六十岁，日本医疗条件又那么好，怎么一下就死掉呢？”

汪：“你的疑问有理。我实际上是被日本人杀害的。1944年美军逼近日本本土，东条首相要求我出兵抵抗，我说中国和平军只能管地方，不适合上前线，拒绝出兵。东条盛怒，趁我去医院诊病，加以杀害。因此我死在日本。”

毛：“原来如此，你还是心怀中国，没帮日本打仗，日本人看你无利用价值了，就让你完蛋。”

毛又说：“我一生是太倔了，独断专行，弄得众叛亲离，最后孤家寡人，留下烂摊子，死人数千万，无法统计，罪过被继承人掩盖四十多年，百姓被蒙，但事实摆着，我不相信还能再掩盖四十年。一旦解禁，我就要退场了，顶多是三、五十年的事。另一方面，我看你不出五十年，会复活，你无劣迹恶行，在历史上站得住。”

汪说：“你太客气过誉了，历史自有后人评。 ”

汪感到毛洋洋一席话，言之有理，今夜一席谈，得益不浅。汪、陈起身道别告辞，退后徐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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