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玉皇大帝听说有个叫做王容芬的想向他反映文革中她写信给毛泽东后遭到的迫害。通常，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稀巴烂。没想到还有幸存者。

玉皇大帝当即召见。

玉皇大帝问：“你给毛泽东写的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王容芬拿出她带来的文件，抽出一张纸，念到：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致敬礼！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玉皇大帝仔细听了后说：“并没听到有什么反对毛泽东的话啊！要害之处，无非是说毛用枪杆运动群众，这只是点明而已。毛就是特别穿上军装，来运动群众，说的没错啊！另一点是质疑毛，把中国引向何处去？很有思考水平啊！”

玉皇大帝又问容芬：“是什么促使你，有那么大的劲头，来写这封信呢？”

王容芬说：“记得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毛和林彪检阅几十万北京红卫兵，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献上红卫兵袖标。毛戴上后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声浪里，毛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宋彬彬是什么人？她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造反头目之一。造反派在8月5号，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毛给她改名‘要武’，8月20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做《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红卫兵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狂潮就开始了。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名人和教师，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就是每天打死四十四个人，死在红卫兵的铜扣皮带下。

我所在的101中，在8月，有三名教过我的老师，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从8月18日这一天起，毛泽东把国家暴力和红卫兵暴力，联到一起，向八亿中国人宣了战，全中国开始红色恐怖。

8月18日那天，广场上有人捡了不少金条，那些金条是红卫兵抄家抄来的。他们向毛泽东欢呼跳跃时，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我看到这一切，激起我的义愤，就是这一股义愤，促使我给毛泽东写那封信。”

玉皇大帝听了觉得有理，又问道：“那么你的那封信，是怎样寄到呢？寄出了又发生什么？”

王容芬说：“我手里拿着那封信，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神圣地向烈士们行注目礼，然后走到邮局，买了邮票，贴上，发出，同样的信有六封。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出发向东。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量好距离，开始一瓶一瓶喝。我想，那么多老师都被打死了，我这条小命值什么，他们会第一个发现我的尸体，会传出去，我以死来反抗文革，会传遍全世界。我喝完了DDT，就不醒人事倒下了，接着就不知发生了什么。当我醒来，发现我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

玉皇大帝说：“你就是这样，想当烈士没当成，进了监狱。那么你在监狱，是怎么过来的呢，蹲了十三年？”

王容芬说：“实际是十二年半。一开始在北京的二年多，还好，没对我用刑，只是牢房又阴又湿，全年不开窗，被子上都是绿毛，潮得受不了，一个月才放一次风。关节很快肿起来了，肿得老大，站不起来，只能柱着棍子蹭。到了山西是十年。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对我审讯重点，是转弯抹角揪后台，我‘作案’才十九岁，谁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他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番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他们很快明白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

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塞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子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把我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我把那字条咽下去了，满嘴都是血，吐了他们一身一脸。当时大小便都失禁了。

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两个半环扣在脚腕上，皮肉全磨烂了，根本不能走；可我不敢不走，多疼也得站起来走。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我就在地上滚着吃；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摘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锯开的；铐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

玉皇大帝听了，也很同情她受的刑罚，说：“对一个女人太残酷了！后来你是怎么从监狱走出来的呢？”
王容芬说：“1976年9月9日。毛驾崩了。毛去世后，慢慢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亲属来探望时，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可能快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这些年，妈为我可受苦了。吴德当权时，北京一点风都不透。我妈说，我豁出去了，一个老婆子，怕什么？她就整日坐在法院门口，踢打都不走。后来，她得了白内障，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头发全白了。我哥那次扶着她，到榆次来探望我。哥哥希望我早早了事，怕我再生枝节，叫我好好认罪，靠拢政府，争取从宽。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没罪。看守对我妈说：‘看你女儿有多嚣张，你知道她判的什么？无期！什么叫无期，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我妈吓得跪下了。直到1979年3月，我妈和北京中级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来给我改正。释放时，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他们乱加上去的。妈把我接回北京，自由了，我那年已经32岁，只想找点书看，把这十二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

王容芬最后说：“我知道许多像我这样抗议你的青年，都不幸死去了，我是极少难得的一个幸存者。我一直记住无数受难者遇害者，我要继续发挥我力所能及的一份努力，为无数冤魂说话，不愧我的良心。”

玉皇大帝答道：“这也是我正要做的。谢谢你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给毛定罪的好材料。”

王容芬听了玉皇大帝的承诺，不再说什么，就起身告辞离去。

继续阅读：99、方忠谋（1926 年－197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