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九莲是文革红卫兵头头，江西赣州“卫东彪”兵团副团长，因反思文革，反思武斗，反对林彪，怀疑毛泽东与刘少奇是宗派斗争，被判入狱数年，1977年被枪决。

李九莲的冤魂向玉皇大帝申诉。玉皇大帝看到一个美丽温雅的青年女学生，向他走过来，开口问道：“你是谁？叫什么？有何冤情？”

李九莲说：“我是冤鬼，叫李九莲。”

玉皇大帝不解说：“你这么年轻，有什么冤情呢？”

九莲说：“这我原来的模样，你再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

李九连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背上插着长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穿成一体，浑身带血，已不像人样的死刑犯，站在玉皇大帝面前。

玉皇大帝惊问：“为什么把你弄成这样子？为什么这样把你嘴巴封起来？”

九莲说：“怕我再呼喊，怕我再喊口号。”

玉皇大帝说：“为什么要抢毙你？”

九莲说：“我在中学是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文革开始，我是‘卫东彪兵团’副团长，就是保卫毛和林彪。1967年6月赣州大武斗，全国最早的大规模武斗，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公交车停开，死了200多人，重伤800多人，我去收尸，有223具尸体，太惨了，我一边流泪，一边思考。大家喊‘生为毛主席红卫兵，死为毛主席红小兵！’我开始觉醒。武斗是毛暗暗鼓吹的，毛要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文革初期，毛泽东作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活该’二字，使法纪无存，暴力加剧，很快波及全国。毛泽东又说：‘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搞错了将来平反。’至于毛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痞子运动好得很’等等煽动性语录，更是教唆红卫兵施暴。当打死老师校长的暴行发生后，毛还亲自接见了杀人凶手，教唆她不要文质彬彬，要改名要武。后来江青更直接说：‘文攻武卫’。这不是煽动武斗吗？”

玉皇大帝说：“看来毛知道文革要死许多人的，为了权位，死多少人对他都无所谓。”

九莲说：“毛为了自己的权位，就那样发动人斗人，不把我们的生命当回事。赣州大武斗死人两百多，重庆大武斗更大，死人一千多，毛不心痛，我们父母心痛，挑动群众斗群众，中央文革是祸首，而中央文革是毛组织的。毛才是罪魁祸首。武斗成为全国风潮，大小武斗数，死人无数，毛在上面高兴喊乱得好，全国大乱，就是要乱。毛完全不把人民生命当回事。”

玉皇大帝说：“你说的不错，毛是那样说，也是那样想的。对毛来说，你们只是一堆小蚂蚁。”

玉皇大帝又问道：“那后来怎么把你抓起来呢？”

九莲说：“1969年2月，我给当兵的男友信中，讲了我对政治形势的一些越轨看法，我写道：‘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牵强附会。现时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我发生怀疑。’我的这位男友也曾当过赣州‘卫东彪兵团’副团长。结果他把我这封信，交给了部队领导。可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毛和林副主席的忠诚，借此得到提拔和重用吧。部队领导马上把信转到了赣州地区保卫部处理。我这位出卖女友的家伙，打错了算盘，也没捞到个官当，还很快就退伍了。1969年5月，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日记被抄走，发现有批判林彪的内容。军代表带着我的日记，专程向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汇报。程世清说：象李九莲这样反林副主席的，全国不多见，属敌我矛盾，从严处理。”

玉皇大帝说：“你就是因为一封私信，就被抓起来了，后来呢？”

九莲说：“我在监狱2年，一直到1972年7月，程世清成了林彪死党，倒台了，我才获得释放。给我结论是：现行反革命性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配到兴国县钨矿当徒工。我被开除团籍，禁止加入工会，有病也不能看，必须通过矿长批准。周围人把我当成危险人物，见面躲着走。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是个技术员，地主家庭出身，我同意了，但他嫌我是敌我矛盾，不过帽子暂时拿在别人手里，和我沾上边，运动来了，还活不活？我不服这样结论，一次又一次到南昌，北京上访，申诉，只因一封信，就坐了两年牢，变成了五类分子！”

玉皇大帝痛心地说：“连对象都不好找了，那后来又怎样呢？”

九莲说：“到1974年3月，批林批孔期间，我在遭到地委，地区法院，公安处，妇联等单位对我来访一一训斥之后，忍无可忍，在赣州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等六份大字报。我把1969年写给男友那封信贴在大字报最前面。这批大字报贴出后，立刻轰动全赣州市，获得当地父老群众广泛支持。人们纷纷写大字报，支持同情我。在我的大字报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批语：向反林彪的女英雄学习！反林彪无罪！人民支持你，李九莲！强烈要求为李九莲平反！我们支持你，人民的大海永远与你同在！

批林批孔运动，声势浩大，当局困惑不解，不敢贸然镇压，但赣州地委极为恐慌，认为我的行动是反革命翻案，经请示省委，1974年4月19日深夜，又秘密将我逮捕，押往兴国县看守所。

赣州二十万父老兄弟姐妹再也忍不住了。4月24日夜，当地两百五十多个单位，几千人举行集会，发表声明：‘李九莲对林彪及时洞察，表明她是酷爱真理，关心祖国前途，无私无畏的好青年！’‘立即释放李九莲！’的大标语，贴满了赣州市街头。

会后，数千名群众自发涌向地委办公楼，要求释放我，交涉了一夜，毫无结果。凌晨，几百名群众分乘四十多卡车，奔赴兴国县，请求县委和公安局释放我。这就是所谓的‘4·25冲击监狱’事件。

一时间，连许多当地党政领导，如地委常委陈万兆，兴国县公安局长等都表示：同情群众要求，希望上面妥善处理。我贴在赣州公园的大字报前，更是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夜深了，还有人打着手电看。”
玉皇大帝说：“人民群众如此大规模替你说话，在中国实属罕见。但是人多也抵不过他们军队多。”

九莲接着说：“群众行动惊动了江西省委。陈昌奉当时是省军区司令，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和程世清一丘之貉。他立即向赣州地委发出五点指示：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此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三、冲击兴国县监狱是严重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四、某些干部，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是向反革命投降；五、对在李九莲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于表彰。这五点指示，马上在赣州几十万干部群众中传达，形成一股可怕魔力。

形势虽严峻，但赣州人民没有被吓慌了神。当晚，一些热心人士自发聚在赣州公园，成立‘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继续为我反林彪伸张正义，他们利用批林批孔的缝隙，坚持斗争下去。

素不相识的人给调委会送来了一块钱、二块钱、三块钱……有人送来了自己做的一锅肉炒米粉；有人送来了茶水；还有人捐墨汁，浆 糊，纸；不少学生义务帮助，贴大字报，发传单，连很少出门的老太太，也颤巍巍地柱着拐杖走来捐送邮票和信封，让调委会用来寄材料。一位女干部，送来五十元生活费，给买张火车票去上访。赣南是个穷地方，一些工人家里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赣州人此刻却为调委会捐出大批钱物，使这个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民办组织，生存了7个月之久！

赣州公园设立了广播站，日夜广播，公园阅览室用来写材料，抄大字报，印传单。默默无闻的赣州老百姓，没有被省委四次五点指示吓倒；也没有被地委停发工资恐吓屈服。我反林彪的大无畏勇气，激励了赣州人民不顾一切地拯救自己女儿的生命。赣州人民表现的勇敢，仗义，坚强，令中国人自豪！他们6次上访北京，在长安街，前门张贴大字报，请求中央出面，解决我的问题；他们在南昌八一大道上，更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为此献出生命的另一个悲壮女子，钟海源。

江西省委又怕又恨，忙向中央汇报，求赐上方宝剑。当时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及张春桥发了指示后，江西省立即开始镇压。调委会被宣布为非法，予以取缔。”

玉皇大帝说：“几万人参加的的调委会，终敌不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你的问题的根源。”

九莲说：“是的。他们的政权手中有权有枪，调委会手无寸铁。1975年5月，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调委会为我说情四十多人也被判刑，还有六百多人，受刑事，行政，党纪处分，全市九个中学，有二个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原在赣州市公安局工作的梁某，当年第一个审判我的案子，九年后也因支持我翻案，而被开除党籍。调委会主要负责人朱毅，被判刑二十年。临被捕前几小时，他在赣州公园贴出最后一张大字报，说‘李九莲已先我们而去了。我们也将告别赣州人民，我并不遗憾。’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几年不给工作，负债累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再次显示空前的残暴无情。

我再次入狱后，宁死不屈，受尽折磨。我曾绝食抗议七十二天，处在昏迷状态，监狱强行注射葡萄糖，我稍有知觉，就将针头拔下，我被捆住双手了。监狱没能使我屈服，我在一篇交代材料说：我不理解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能抵制林彪的三忠于，我痛惜他视而不见，或者昏昏然陶醉。”

玉皇大帝说：“几百人为了支持你一个小蚂蚁而牵连受这么重处分，真是少见。最后怎么把你处决了呢？”
九莲说：“1976年10月，四人帮下台，华国锋继承毛的路线，不给我平反，我迁怒于他，我说他大权独揽，继续反动路线，1977年1月，监狱管教干部喝道‘你这个反革命，明明是一条毒蛇，要装成个美女！’我气得全身颤抖，说我犯下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杀头罪，‘丧心病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报请判死刑。江西省委通过。我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也不上诉。

1977年12月14日，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公判大会。我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背上插着‘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的牌子，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嘴巴里塞着一块竹筒，以防我喊口号。游街后，我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场，让我跪下，我死活不跪，一枪击中我的腿，把我打成跪姿，再把我枪杀。我家不敢来收尸，让我曝尸几天。我就这样升天了，是年我三十一岁。”

玉皇大帝问：“那后来给你平反了吗？”

九莲说：“经过胡耀邦亲自批示，冲破了江西省重重阻力，终于在1981年4月，正式为我平反昭雪。‘调委会’其他人也以干扰党、政、公安、司法机关正常工作，扰乱社会秩序，错误极其严重，但未构成反革命罪，陆续释放。他们虽然释放了，还留着‘错误严重’的大尾巴。”

玉皇大帝说：“这个尾巴确实很大啊！你没罪了，他们还有错，不公平呀！但是共产党不讲什么公平，党讲权，权在手，说什么，你就得听。”

九莲说：“这条大尾巴，影响可大了。我过后还得知，几年之后，赣州人仍在偷偷给上面写信，为我的案子鸣冤。新华社记者专程来赣州调查，噙泪写了一篇内参，指出：‘李九莲两次被无辜囚禁，判刑申诉无效，自然对不给她平反的华国锋主席强烈反感，加之与世隔绝7年，对社会很多真实情况不了解，有一些错误观点是可理解的，何况对华国锋的批评，也并非一无是处。’

1986年春，当记者来调查时，受株连的人仍抬不起头来。向记者告状，他们仍要冒着风险，偷偷找记者。执行杀我的那帮干部不认错，有的还在台上，有的虽已退休，势力犹在。赣州人为我作出的牺牲太重了，不得不变得谨小慎微。参与了调委会的，他们工作，调级，评职称，总受到刁难。为了不给人抓住把柄，他们象贼一样，夜深人静时，蹑手蹑脚来找记者。”

玉皇大帝说：“这样看来，你的案子的确没有彻底平反，平了一半，或者说顶多平了7成，尾巴还很大，这样的案子多得很，我看只能从源头上解决。只有判决毛泽东的罪行，才能替天下的冤魂伸冤。”

九莲说：“下面是执行人，上面是主谋，不怪下面，他们是听上面的，上面最高是谁？是毛泽东。毛是总根子。但毛从来没认过错，更没说过有罪。毛的继承人，也没有代表毛，承认过任何罪过，所以下面遗留问题很大很多。今晚我来找你，就是要你在公审毛泽东的时候，替我伸冤，让天下所有的冤魂安息。”九莲说完即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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