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罗斯福再选除非征召 (一)

　　1936年，罗斯福许诺说“我不再选，除非党征召”。但是他的亲信却在民主党大会上放大喇叭：“我们要罗斯福，我们要泰迪。”一轰而起。民主党初选就定了他。罗斯福许诺再选除非响应党的征召，但是结果却是言而无信、篡党篡国。在这种意义上，罗斯福新政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显然具有共同的时代特点。

（一）罗斯福新政正反两极

　　一位目光敏锐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著名戏剧《李尔王》：“这部著作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放大其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存在于某些特定场景与其可能达到的完美状态之间。”同样，对于“新政”的评价，人们也不能只关注其成效，而要全面分析。

　　九十年过去了，对于“新政”的评价，人们当然也不能只关注其成效，人们更应当关注“新政”的缺陷给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努力思考这些缺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充分理解“新政”所取得的成就后面，存在弊端与局限性，努力挖掘政治民主与个人独裁之间、政治民主与种族偏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摒弃把内政与外交截然分开的传统研究方法，努力审视自由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边缘领域或交叉地带，进而探讨国内外与自由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政治秩序对“新政”决策过程的影响。

　　“新政”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得紧张与恐惧气氛到处弥漫，整个世界陷入严峻的危机时刻。希腊人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法学、神学、医学等术语表示危机对人们做出重大抉择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重大抉择包括：大是大非问题的抉择、上天堂与下地狱的抉择、生与死的抉择。”正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说，“如果德国在二战中获胜，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的国际秩序重建将化为泡影；有的只是为新生的法老独裁统治者所建立的等级制度金字塔”。

　　但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人类做出完美抉择的能力已经丧失。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摩尼教哲学所信奉的对与错、是与非界限分明，不容协商的信条已经无法维系。世界上不再有绝对完美无暇的合作伙伴。没有务实而不违背道德水准的妥协，人们很难就某一重大问题形成决议。

　　在当时，人们还完全不清楚美国的宪政国家体制是否具备应对时代挑战、做出有效决断的手段。早在1940年战火尚未蔓延到欧洲以外的时候，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就曾这样描述当时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面临一个约束性、组织性和权力集中性领先于个体自由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世界。种种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公共政策保持高度的持续性和一致性。然而，最初的政府设计并不包含如此复杂的职能需求。那么我们对于承担如此重负的现有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政府能否应对极权主义的挑战而坚持自由民主道路呢？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权是否符合政府行使职权的需要呢？为了追求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我们是否会无形之中陷入独裁统治的危险呢？

　　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的内心恐惧这一话题。在危机关头，“新政”采取紧急措施对享有一定的自由同时又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由的边疆地区实施了管控。在探讨“新政”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涉及“新政”所取得的成效，同时还要深入挖掘了采取这些措施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