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反右运动 1957

1956年“八大”，毛一直忍着，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八大”反冒进，批个人崇拜，删掉毛泽东思想，提出什么集体领导，毛一直琢磨重新抓回主动权，发动阶级斗争，转守为攻。毛准备捡起延安整风经验，设好陷阱，一步一步让人套进去。直接在党内高层发动很难了，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占多数，攻不动，靠党内整，怕整不好。毛决定发动社会力量，从外往内攻。

1956年下半年，由于揭开斯大林盖子，带来的解冻宽松氛围，工人敢起来罢工，全国有1万多工人罢工，要求合理福利。学生也有1万多人罢课，要求合理分配。毛把这些闹事，还有其他工作缺点错误，归结为官僚主义，加上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罪名。整风就整这三个主义。毛希望发动下面往上攻刘周一伙。

1956年，为了应付斯大林被谴责风潮，应付民主党派批评，毛说：“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万岁！”使毛重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1956年5月2日，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党内毛支持恢复集体领导。

1957年2月，毛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对着1800多人，正面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听者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知识分子，讲了4小时，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言者无罪，反应热烈。党内却不满，北京机关一点没反应，他们闻到了开始延安整风的味道。

延安那一套，毛得心应手。1957年4月，毛指示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请大家给党整风提意见，下面开始有点动了。5月1日，毛命中央正式发表整风指示文件，强调言者无罪。5月中旬，提意见热烈言词趋尖锐，矛头不但指向官僚主义者，而且指向整个专制体制，暗中指向最高领导人，引起毛猛省，攻到最高层了，还不是毛吗？毛很快写了《事情起变化》，在高层传阅。毛改变策略，暂时放下刘周一伙，先解决民主人士知识分子。

1957年5月22日，毛命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发动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罗隆基先上钩了，他发言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他要平“三反、五反、肃反”。接着章伯钧要求实行“两院制”，“政治设计院”，攻到国家根本体制上来了。

1957年6月1日，毛再命统战部开座谈会，储安平又上钩了。他说共产党是“党天下”，宗派主义根源在上面，没人给老和尚提意见。老和尚还不是毛吗？

1957年6月8日，毛亲笔写社论《这是为什么？》，明讲5月初发动提意见，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从此正式转为反右派运动，抓右派，划右派，定下划5%右派的指标。全国反右派轰轰烈烈搞起来了。

毛安排邓小平、彭真抓反右运动。1957年7月1日，毛就离开北京，去杭州、上海、青岛等地逍遥了，直到8月11日回到北京。

1957年9月20日，中共8届3中全会400人出席，邓小平总结反右运动，全国抓了100万以上右派。毛乘胜作了题为《做革命促进派》的闭幕词，指责反冒进错误，暗指刘少奇、周恩来，开始推翻“八大”路线，发出1958年大跃进的信号。

反右派打了100万以上，毛又乘机批反冒进错误，右派分子大部分被发配去劳改农场，不少人被折磨致死。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右派饿死上千人。储安平被发配去放羊，不能承受长期凌辱折磨，终于出走，下落不明，周恩来曾命公安全国搜查，毫无信息，从此消失。

毛反右大胜，兴高采烈，发号令说：“打他几棍子很必要，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在毛指示下，右派大部分送去劳改场，全国各地几百处劳改场专门处理右派，最右的送去东北大兴安岭、甘肃、青海劳改场。有些右派在批斗中熬不住自杀了，全国有几万右派自杀或“失踪”，河北武清县600多名右派，有12人自杀或“失踪”，失踪的都死了。福建师范大学有17人自杀抗争。

去北大荒劳改场的有几万人，北京文艺界500多人是其中一个右派大队，他们每天要做12小时苦工。有些右派在劳改场熬不住逃跑，被抓回来枪毙。新疆偷渡去苏联的右派犯人，被发现就开枪打死，逃过去的也被苏联送回来枪毙。

1959年后大饥荒期间，大批右派犯人饿死在劳改场，广西柳江县300多右派，在劳改场因饿致病而死几十人，上海右派去安徽广德县劳改场400多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最后只活着20多人。去大兴安岭的北京一批12名右派，活着回北京只1人。辽宁凌源县一个劳改场，一个300人右派中队，死了227人。广东203名右派被押往甘肃皇城黑石头劳改场，3年大部分死去。到1963年存活仅10人。

1960年甘肃宁县子午岭劳改场，犯人死去600多人，甘肃酒泉附近的夹边沟劳改场，1957年10月起羁押3000右派，到1960年12月，2000多名饿死，其余数百人释放。被送去青海劳改场的死亡率最高，90%以上饿死，存活的不到10%。

一大批最有思想的民族精英，被毛摧残殆尽。右派分子悲惨的例子很多。

1957年，呼和浩特市建设银行尚金堂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不堪忍受非人虐待，携妻逃进了大兴安岭腹地，过穴居野人生活。他们在森林里还养育了四个孩子，像母鸡护鸡雏似地护卫着衣衫褴褛的儿女。他们过野人生活，把家搭架在几棵大树干上，又在山坡上支起马架子房。四周刨挖深沟，沟上放上伪装，既抵挡野兽侵袭，又捕捉动物。没有绳索，用树皮编拧；没有铁锹，用尖利的石块和木棍；没有火柴，用火石打燃。屋里挖个大坑，燃起干柴，昼夜不熄。他们与野生动物无异：他们吃不到粮食和食盐。日子一久，身子发软，经常打瞌睡。他们冒险走出山林，去换取粮食和食盐，下山遇到了熟人，才知世上已千年。

1987年，广西武鸣发现有野人偷东西，原来那人是文革武斗时，被沉江逃脱的幸存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遭到杀害，他只身潜往深山，一人过着野人生活20年。吃野生果子，没东西吃时就夜里出山偷粮食。被发现时几乎光着身子，话都不会说了。当他恢复简单语言时，问的第一句话是：“文革结束了没有？还有人会来抓我吗？”

过去，党经常教训百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现在，谁把人变成鬼呢？是毛泽东，他是罪魁祸首。刘惠兰和尚金堂的遭遇，还要编成《白毛女》歌舞剧上演吗？还有那几个可怜的孩子。

文艺界黄宗英1957年在毛召开的反右座谈会上亲身听到毛的老朋友罗稷南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此话披露，文化界异常震惊，鲁迅况且逃不过劫难，小人物更不在话下。

1980年邓小平对5个大右派不改正以硬对硬，其中有个彭文应。彭文应此人找不出特别右派罪行，主要是因为他态度强硬，一字不检讨，邓小平以硬对硬，其实彭1962年就迫害死了，在全国并不出名，人们都奇怪他为什么被中央与章伯钧、罗隆基等并列一起，主要是态度问题。实际彭教授此人并不坏，即使去劳动，也为国家设计“合理化建议”，提出“列车船”、“保温饭盒”、“钓塔砖”、“两面裤”等他设计的建议。他一家8口被赶入15平米的小房，儿子只能在厕所搭床睡觉，不堪凌辱，19岁就自杀了。他的病妻也被惊吓死亡，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女儿跪求他承认一下，为了活下去，他坚持没有错，什么都不写，1962年临终前，倒是给毛和周恩来写了万言书，建议全面结束反右，摘去所有右派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是早年留美法学家，上海法学教授，死时才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