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1955 (上)

毛就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立威，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绝对统治地位。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风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在毛亲自指挥的这次文化围剿中，从中央到地方都开足了马力，开展搞臭胡风及其追随者的大批判。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全国印了700多万册。有一本妖魔化胡风的漫画小人书，印数达千万册。

在公布第3批材料时，毛共写了17条按语。周扬不懂得抬举江青，招致江青怨恨。周扬的宠幸时代很快就过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周扬成了30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收监入狱，此是后话。

1955年5月16日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因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5月18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办手续，取消胡风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随后的5 – 6个月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的搜捕胡风分子风暴开始了。被捕的知名知识分子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於行前、冯大海、李嘉陵等，上海的贾植芳、彭柏、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等，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等，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等，浙江的冀访、方然、孙佃等，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武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勋，重庆的何剑熏、刘异等。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第一起大“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

路翎，曾被一些现代文学专家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被捕时32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一度保外就医，痊愈后又不断上书申辩，再次入狱，被判20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由街道派出所监管打扫卫生，靠每户交的一毛钱清洁费维持生活。哀莫大于心死。他那贫民窟一样的家里，甚至不再有一本书。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

196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胡风不是完人，他和许多文艺界同仁不能友好相处。但胡风实际上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不是反革命分子，他真正的问题是和江青争论：文艺界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鲁迅思想？而这个“罪行”又上不了台面。

当法院宣布判他14年徒刑，形式主义地虚伪地告诉他可以上诉，可以请辩护人时，胡风说：“这次判我14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护，只是心安理不得！”

“文革”高潮中，由解放军押送，把胡风和夫人梅志转到了四川省芦山县苗溪劳改茶场，住进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在那里夫妻还能在一起，一年多后被分开。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一度单人囚禁。1969年5月，他因14年刑期已满，给军管会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却是“关死为止”。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发明了“文艺黑线专政理论”，在毛的支持下，她把周扬作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头子揪出来了，关进了秦城监狱。正在四川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被管教干部找去谈话：“周扬被揪出来了！对他的问题你可以揭发，可以控诉。”管教干部说完又给他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的是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叫他学习参考，提高觉悟。

胡风说：“今天，周扬虽然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是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靠一篇大批判文章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

胡风不按指令批周扬，是胡风的文人本色。他正直，以直报怨，不落井下石。其他参加整胡风的人，后来也被毛整得很惨：舒芜揭发胡风有功，但在“反右”时在劫难逃；冯雪峰、艾青、丁玲这些反胡风的积极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最先被打倒的，就是指挥反胡风运动的陆定一、亲自签发逮捕令的罗瑞卿；追随周扬整胡风的一批积极分子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都被一锅端进了“牛棚”，遭到残酷批斗。

直到毛去世，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撤销了对胡风的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央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的错案，中央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

被毛整的周扬，这时已经平反，他为给胡风平反奔走，拿到中央为胡风平反的文件，周扬到医院探望胡风和夫人梅志，亲自把平反的喜讯告诉他们。“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位争吵半世纪的文化老战士和解了。

在周扬积极推动下，中央办公厅又在1988年的补充通知中，撤销了平反通知中关于“错误言论”和“宗派活动”的提法。补充通知说，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关于“宗派活动”问题，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做出政治性结论。至此，胡风冤案不留任何尾巴，彻底平反。

1985年3月14日，胡风应约为《巴黎图书沙龙组织》和瑞士《24小时报》写下《我为什么写作》一文，这是他漫长写作生涯中最后一篇文字。他告诉读者：“为了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为了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而写；也为了探求文学发展的规律，阐明它内在的精神力量而写。”

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胡风的骨灰盒上，披着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毛将鲁迅捧上了天，胡风坚持文艺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就因为这种坚持，给胡风和他的追随者们，招来了灭顶之灾。

幸亏鲁迅死得早，如果他活到1950年代，活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可能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1957年夏天，毛在上海与一些人座谈。会上有人问毛，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如果鲁迅不听毛的，照样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