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1955 (上)

1954年7月，胡风上书经习仲勋转毛，是关于文艺理论，他主张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独立人格，与毛的文艺方针对立，毛要文艺绝对服从党的指示，绝对不许独立创作。

毛抓住他的30万言书，印成专册全国发表，撒开大网全国发动围剿胡风分子，同时密令公安不顾党纪国法，突击搜查胡风亲友、学生、与胡风往来的作家，搜到他们的私人信件，私人日记本等，把他们的书写内容加以歪曲，渲染，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

毛布置中宣部周扬开展对胡风大批判。周扬与胡风抗日战争时期有宿怨，乐得打落水狗，他整理出来的“胡风集团三批材料”，在《文艺报》上发表，写了编者按语，由毛亲审，毛一看怎么只是“反动文艺观”，“反动学术思想”？胡风是现行反革命，毛放之不用，亲自另写按语。

毛说：胡风集团是长期隐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阴谋团伙，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必须大清查，实行专政。毛提高到在《人民日报》发表，于是一场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全面展开，凡与胡风有过往来，甚至只是听过他演讲，读过他著作的都被打成“胡风分子”，被批斗、开除、被捕入狱……

其实所谓“胡风集团材料”，都是毛密令公安非法查抄的私人信件，日记摘取，断章取义，歪曲加工编凑而成。

毛死后，1984年中央给胡风“部分平反”。说是把学术思想问题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意思“扩大化”了，还维护毛呢，似乎毛只是过份了，并非错误。胡风1985年去世，生前未彻底平反昭雪，实际上胡风是真正继承鲁迅坚持人民性、自由创作、独立战斗的文艺思想。毛是反人民性的，是完全错误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毛对待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政策的恶性发展，整治胡风也是江青挑起来的。解放初期，江青曾说：新中国文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当场表示，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说了之后，毛很不高兴。这是毛要整治胡风的起因。

胡风，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掸春县。父亲是做豆腐的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胡风幼年牧牛拾柴劳作，11岁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上中学，后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22年在北京加入共青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研究会。

1933年，胡风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文化团体，被日本警方逮捕，7月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初任宣传部长，继茅盾之后任左联常务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为中共中央和鲁迅之间传递关于营救方志敏的信息。1934年秋，因左联一盟员被捕，向左联诬告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退出左联，开始了职业作家生活。

1936年，胡风支持鲁迅提出的“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主张“国防文学”为文艺界联合战线口号的周扬等人，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自此与周扬结怨。抗战初期，胡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文协成立后，任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

1938年7月至1941年9月，胡风主办《七月》杂志，发表抗日进步作品；同时为《新华日报》主编《文艺周刊》。1942年5月，毛发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左翼文艺界对如何贯彻《讲话》精神发生意见分歧。居主流地位的多数，认为首先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认为，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连续发表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中共南方局文艺方面的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批评胡风的思想倾向，胡风不服，与一些党员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隔阂日深。

1949年，胡风进入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诞生，歌颂毛。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

1952年，纪念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文艺界进行整风。《论主观》一文作者舒芜，写了一篇检讨认错的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长江日报》；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但胡风拒绝检讨认错。于是中宣部决定由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了《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又授意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了《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先后在《文艺报》第二、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还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

胡风不服，于1954年3月21日至4月30日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这年6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总题目，共30万字，后称“30万言书”。他绕过了与他有嫌隙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于1954年7月22日面交习仲勋，请他转呈毛。

“30万言书”主要对立面是周扬，说周扬歪曲了毛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在处理这桩公案中，毛有力地支持了周扬作为党的代表在文艺界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意见书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以便展开批判。

1955年1月15日，胡风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希望不要公开印发他给中央的报告，如要印发，他要附一个初步认错的声明，欢迎大家批判。周扬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

毛当晚批示：“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于是，按照毛的既定部署，胡风的“30万言书”随《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靶子，送到读者手中。

4月，舒芜在强大压力下，表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1940年代胡风给他的十几封信。周扬责成舒芜将信件分类整理摘编，准备配合胡风检讨，在《人民日报》发表。毛看了之后，亲自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写了编者按，按语和材料在5月17日报纸上登出，从此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为反党集团。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第2批材料时，毛在按语中加进了“反革命的胡风分子”这一新提法，于是，胡风问题进一步升级，由“反党”变成了“反革命”。

1955年6月10日，毛在公布第3批材料的按语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毛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

至1956年底，这次内部“肃反”一共查出8万1000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