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1893-1976) 下
三、灾难1949 – 1962
(二)灾难序幕拉开(二)
第07章 批判胡适运动 1954
1954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胡适由学界泰斗,在毛批判下,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毛称他为“实用主义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毛对流落海外的胡适开展大批判,因为胡适自由主义与毛专制主义是不相容的,而胡适思想在知识分子有很大影响,不批臭胡适,毛就无法实施自己的主义。
批判胡适,1950年就有零星文章出现。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兴起,1952年至1954年秋,没有批判胡适重大举措。这一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在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讨的思想改造中,连带批判胡适思想,自我思想改造为主,批判胡适思想为次。
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转到批判胡适。1954年10月,毛因不满《文艺报》的错误,从而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毛表示,“不应该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要研究批判错误思想”。毛还对《光明日报》文章说“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批注:“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此后,批判运动迅速开展了。这一时期,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为主,批判胡适为次。但批俞平伯逐渐减轻,批胡适逐渐上升。
1954年11月批胡适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挂帅,但很快得知授意者是毛,大家就更加恐慌不安。郭沫若一马当先,对胡适口诛笔伐。郭老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在某些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
1954年12月2日,科学院与作家协会,联合批判胡适,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磷、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当天,中宣部周扬就关于批判胡适向毛报告。12月3日,毛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科学院和作家协会先后开联合批判会30多次。
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郭沫若发言,他说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代言人,他和蒋介石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对胡适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说蒋介石和胡适,是一武一文,反动买办,毛同意。马列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也批判说:胡适是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在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压力,为了生存,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把手中的钢笔、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投掷过去。
马列历史家范文澜说胡适是汉奸卖国贼,毛也同意。1955年罗尔纲满含激情发言,以《两个人生》为题,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胡适的门生故旧,也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批判胡适。
毛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3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夏鼐、周一良、向达、冯友兰等,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猛踹几脚。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高潮再度掀起。
正当批判胡适如火如荼之时,针对胡风于1954年7月提交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的情况的报告》,毛同时发起一场批判胡风的运动。
1955年1月20日,毛要中宣部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思想的报告》,指出要在批判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同时,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彻底批判。以批判胡适为主、批判胡风为次。
郭沫若说:胡适和胡风外表上有所不同,一个公开贩卖美国货,一个走私贩卖日本货,本质上共同点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特意加写了编者按。由此,专门批判胡风逐渐成为主角。随着《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声讨和清理胡风反党集团占据主流,批判胡适逐渐淡出。
1955年10月5日,中宣部向中央报告关于1955年1月至9月的主要工作,表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结束。对胡适批判,将告一段落。对胡风的批判,已上升为揭露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年在郭沫若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8辑约200万字,另出版批胡著作有30本,总计有300万言。这些文章,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
对毛的批胡运动,胡适完全不介意,将其看做是自己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对自己的抬举。胡适说:“这些谩骂文字,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40年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作用。”
1956年,毛嫌在国内干巴巴批胡适不过瘾,拳拳打在棉花上。于是琢磨把胡适请回国。1956年9月,毛请在伦敦的陈源致函胡适,转达了毛的意见说:国内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不针对个人。如果胡适回来,还是会受到欢迎,并且来去自由。胡适回信:“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没上毛的当,胡适依然故我。还说:“我的一些著作,虽然未必都值得长久保存流传,但在大陆的共产党烧毁我的书的时候,在这个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我应该让自由世界的人们,知道究竟‘胡适思想’是什么,究竟‘胡适思想’为什么值得共产党的疯狂清算?”
胡适在美国,要是在中国,毛要他死,他就不得不死了,可惜让他跑得快,跑掉了。胡适和毛是同龄人,从个人奋斗角度,毛比胡适更成功,人们称毛谋略大师、整人大师、谎言艺术家,但论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论智慧,毛不如胡适。毛充其量是朱元璋一类英雄,但毛不如朱元璋,朱开国后有贡献,毛相反,毛把文明涂得又脏又黑。
批判胡适是毛的专制政治所需,实际上,毛认为胡适并不坏。毛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再替他恢复名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