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江青初露头角 煽动阶级斗争 1951 – 1956 (上)

毛把江青放出来是要利用她，她已经培养成一条走狗。毛做了新中国主席，江青成了第一夫人，就是皇后。生活的一切，应有尽有。汽车已经换了4辆，现在是最高档次的，政治局委员配的专车。

毛过去不许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曝光。住进丰泽园，毛和她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虽然江青风韵犹存，但毛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毛有意把她放出来，按毛旨意做点事。她也觉得在权力上，要对毛有所贡献。

毛口头上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毛让江青抓了很多打棍子戴帽子的事情：将电影《清宫秘史》定为卖国主义影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替地主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组织文章批判北京大学著名红学者俞平伯等等。毛在文艺界制造的第一个大冤案，就是“胡风反党集团”。

《清宫秘史》

1950年3 – 5月，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影片以戊戌变法为主题，对戊戌变法失败扼腕痛惜。电影本来是进步的，属爱国主义。

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放映专场时，毛没有去看，刘少奇及许多领导人和夫人看了。刘少奇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定一等认为：一部电影片，2号领导人点了头就行了，没有再请示毛。江青认为这是大权旁落的苗头，是树立谁的最高权威问题。她鼓动毛出来讲话，给毛单独调演了《清宫秘史》。

江青是借题发挥，是刘少奇夺了毛的权。毛此时不愿为这么个小问题与刘少奇摊牌。后由江青出面，找了陆、周、胡，指责《清宫秘史》宣扬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但江青并不说明哪些意见是毛的，哪些意见是她的，使陆定一等非常为难。当时答应下来，组织人写了文章，后来没敢发表，因为毛并无明确指示。如公开批判，刘少奇那里怎么交待？这件事悄悄压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却大唱对台戏。”

《武训传》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春，上海新片《武训传》在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是根据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遗愿，和提供的史料创作的。编导孙瑜青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周恩来是同学。1949年7月26日在北京，孙瑜将拍摄《武训传》之事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了孙瑜的汇报，指示了3条：“1、站稳阶级立场；2、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3、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3条成了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原名武七，生于1838年，死于1898年。父亲是个贫苦农民，早年去世。他跟着母亲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打工，地主欺负他不识字，克扣他的工钱，他痛感不识字之苦，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3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得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让他去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

经过30多年，武训积攒了2000多两银子，他仍然“居不求安，饥不择食，服则褴褛，卧无枕衾”，继续受苦受难。1888年他在堂邑县柳林镇办了第一所义学，第2年又在馆陶县，办了第2所义学，1896年在他临死前，在临清县办了第3所义学。这就是武训的愿望。

根据这个原型，和周恩来的3条指示，编导进行了艺术创造。武训兴学的本意是为了穷人，当他听到考第一的学生赵光远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失望地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当皇上赐给他“黄马褂”，表彰他办义学时，他拒不跪谢皇恩，以装疯进行悲剧性的反抗。

为了指明武训办义学的历史局限性，编剧又写了当过太平军的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组织农民武装队伍，与官府恶霸进行英勇斗争。为了指明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又在故事结尾，用心良苦地增加了一段道白：“武训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坚韧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3所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

这符合毛的文艺原则。编导说：“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周大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曲意迎合共产党，还是没有过关。

1951年2月21日晚上，在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放映《武训传》。周恩来在胡乔木陪同下来了，朱德携夫人康克清也来了，有100多名中央机关干部一起观看。但毛和江青没来。看完电影，朱德和编导孙瑜热烈握手，说了一句：“很有教育意义。”

1951年2月26日北京举行《武训传》首映式，观众踊跃，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群众的观后感。一位教师写道：“我做教育工作仅仅两年，好几次不安心工作，在工作中犯冷热病。当我看到老年的武训摇晃着歪辫，坚定地走在北方的原野上时，我的眼被泪水模糊了。《武训传》教育了我，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江青抓住《武训传》做文章，是因为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尊崇武训，生前积极提倡和支持拍摄这部电影。陶行知对江青有大恩也有小怨。恩在两次帮助她，怨在一首诗。

1933年夏，江青（那时叫李云鹤）离开青岛，第一次来到上海。在著名戏剧家田汉家落脚。田汉介绍她参加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办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师，陶行知收留了她。

1934年夏天，江青第2次到上海谋生。晨更工学团已遭封闭。陶行知又介绍她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

江青嫁给唐纳后并不安分，蜜月未满她借口回乡探母，又去天津与前夫俞启威鸳梦重温。1936年6月26日唐纳追到济南，从江青的姐姐处，知道江青负心抛弃了自己，愤恨莫名。

唐纳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在旅行社服毒自杀，幸而及时获救。但他那时留给阿萍（江青艺名蓝萍）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媒体公布，大小报刊竞相转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的唐纳自杀案件》为题报道。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新诗《送给唐纳先生》，发表在邹韬奋主编、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上，诗的第一节如下：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您要知道，蓝萍是蓝萍，不是属于您。您既然陶醉在电影，又何必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业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这“飞去的夜莺”，是把江青比作水性杨花的娼优。这是江青兴风作浪，积极主张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深层次原因。他要通过批判《武训传》，否定陶行知作为平民教育家的一生。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4卷第2期发表杨耳的文章《试论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暴露了这深层次的历史恩怨。这一层原因连毛也不知其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