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出席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7人，代表党员121万人。“七大”早在1940年，就决定召开，因为“六大”是1928年开的，再不开，时间太长了，500名代表都已在延安集中。但毛深思熟虑，觉得还不够成熟，毛的绝对权威，还没树立。毛要把大会开成拥护自己的大会，不是开民主大会，那对毛无意义，因此毛借故一延再延，那500多名代表，全部集中在党校学习，后来参加整风，审干，被整的很多，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都有。到1945年，就只剩下一半了，其他是新补上来的。

1945年春，整风审干已完成，毛的权威已绝对树立。毛与其他领导人之间平起平坐，随意交谈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高级领导人也已不能随时见毛，除非毛召见，他们要电话请示或写报告，依程序呈交，毛为了显示至尊地位，开始有意识拉开与昔日战友的距离。在一片颂扬声中，悄悄拉开距离的措施很快见效，毛发表讲话，一班高级领导人聚精会神，手执笔记本奋笔记录，像一群恭敬的小学生在聆听老师的教诲，周恩来坐在毛面前第一排，有意高举笔记本，稍微晃动，引人注目地在记录毛的讲话，以便大家都看到他对毛的尊重。

“七大”会场正中挂着毛巨大画像，上面大标语“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刘少奇报告，提到毛名字105次，大家喊“毛主席万岁！”，在下面说“共产党皇帝”。在5人核心中，毛享有否决权，就是说，毛一人说了算。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返延安后，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写了大量反省笔记。早在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3年来大后方工作，就看毛脸色行事，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他说自己白区工作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多次检讨，对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批判。

在紧张、高压的整风会议中，从周恩来开始，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彭德怀于1943年10月奉命返延安，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他秉性倔强，没有做违心的自我鞭挞。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彭德怀与一般高级将领有所不同，他关心的问题超出军事，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不时向毛提出建议，有军人政治家的风度。1942年12月，他提出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1943年2月，彭德怀又在北方局发表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中共应建立完整制度，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做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彭德怀1944年5月4日又致信毛，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这些都引起毛不快，毛眼中他不守本份，非分擅权，对毛构成“压迫”。

如何处置彭德怀，毛颇为棘手。毛要倚重他为自己打江山，又要削弱他的巨大影响，杀一下他的傲气，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于是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以召开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时断时续地开会40多次，对彭德怀进行了43天批判斗争。

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尽管彭德怀已对毛表示心悦诚服，毛却不让他过关。1945年3月后，对他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了打击他的威望，毛有意将华北会议规模扩大，派康生、李富春等十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其它大区工作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总清算。

对彭德怀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他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指责他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康生说他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由康生嘴里讲出的指责“百团大战”的话，最早来源于毛。毛讲话经常前后不一，出尔反尔。当初百团大战，毛闻捷报，大喜过望，给彭德怀打电报，谓之“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中共要“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蒋介石的反共。

华北座谈会几乎对彭全盘否定，他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的话。他的人格也受到污辱，他是领导人中生活艰苦、节俭的典范，被指责为“虚伪”。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也被解读为其志在“得中华”，欲与毛一争高低。对于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德怀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99.9%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七大”期间，彭德怀在大会发言中，作了检讨，但毛不满意。毛说他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他不能像其它识时务的领导人那样，对毛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毛决不能忍受彭德怀这样强烈自尊、又有巨大威望的统帅人物。不过新形势要打蒋，毛不得不起用他。

毛要整肃的领导干部中，陈毅需要“补课”。他在江西红军初期与毛不和的旧事，毛乐得借刘少奇、饶漱石之手，在新四军中打击他。因此，饶漱石在对待陈毅的态度上，十分骄横，有恃无恐。在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中，毛明显袒护饶。毛实际是等待陈毅主动作检讨，向毛低头认错。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由陈毅取代毛前委书记的错误。为了这一旧账，陈毅已付出沉重代价。1929年后，陈毅一直受到毛的冷遇。在“肃AB团”的镇压中，毛的亲信李韶九准备对他下手，陈毅果真被扣押，遭到殴打，硬要陈毅承认是“AB团”，刚好被毛路过发现，才被救下。以后，毛将打土豪得来的金子交他保管，他才知道已无生命之虞。

毛对陈毅的态度，有别于彭德怀。陈毅对毛尊崇、信服，毛认为他心直口快，而彭德怀城府很深。所以，陈毅除了自我检讨外，没有遭到斗争。但是，毛并不完全信任陈毅，有意逼迫陈毅向饶低头。“七大”结束后，陈毅仍滞留延安，“天天下围棋”。不让他立即返回新四军，毛和刘少奇非逼陈毅表态服从饶漱石，才肯放他返回华中，但他硬是不表这个态。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陈毅表示愿去东北，说在华东“没有事做，不起作用”，但他的要求不被毛批准。毛命令他去华中，当华中局副书记，在饶漱石之下。毛有意造成陈毅与饶漱石互相牵制，疑忌陈毅。1949年后，华东书记，还由饶漱石担任。

王明是大会应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不能参加会议，向大会请假，毛亲自上门劝说，请他务必参加大会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领导下空前团结。王明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的领导。毛明白王明的检讨是被迫的，他心里并不服。

王明躺在绑着躺椅的担架上，出席15分钟开幕式，王明记录了会场的情况：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主席台上，起劲地招手邀请，才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上来，同他一起站在主席台长桌的后面。其他10个主席团成员（准备继续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准备第一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准备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贺龙、徐向前）都依次坐在台下不动。毛泽东又连忙招手又点头，要他们上台，他们才一个个羞答答懒洋洋地走到台上，然后走向右边，离主席台很远的地方坐下。连坐在前几排的代表，也看不清他们。

这时前面主席台后面的5个人情况是：毛泽东左顾右盼，彷徨不定，其他4人面红耳赤地你拉我扯，你推我让，就像孩子做客似的，各人都不知坐在哪里才对。

刘少奇整风运动前，在党内地位，比其他3人都低，不好意思一下子就坐第二把交椅。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尤其是周恩来）在整风运动中，都受到各种诬蔑和打击，更不知道各人应该坐在哪把交椅上。最后，由毛泽东把他们安置在指定的座位上，就是：刘少奇第二，周恩来第三，朱德第四，任弼时第五，5个人才一齐坐下来。

从王明的旁观记录，可见经过3年整风，所有人被毛整得服服帖帖，个个俯首称臣，毛成了绝对权威，所有人都听毛一人，毛指定谁第二，谁第三，个个听毛排排坐。王明成了局外人，他也不敢说个不字，虽然他口服心不服。

“七大”确定5人领导核心，毛是主宰全局的领袖，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位居第三，朱德作为总司令，只具象征意义，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一直全力支持毛。

1950年代中期起，毛重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再翻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到了1966年文革，毛把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此是后话。

“七大”毛作了政治报告，题目叫《论联合政府》，因为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打蒋提上日程，但毛公开要以《论联合政府》作掩护，内部一切为打蒋内战作准备。毛是公开做联合报告，背地发动内战打蒋，说一套，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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