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拿王实味开刀后，毛杀鸡儆猴，要青年们参加一场场批判王实味的会。“托派”这顶帽子对青年人没有恫吓力，许多人不知托洛斯基是谁。毛和康生另辟蹊径。1942年冬天，他们指控国民党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下几乎所有来延安的青年，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地下党的成员，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

毛把几乎所有青年，都当作特务嫌疑犯关起来。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新挖的窑洞。一处监狱在枣园的后山沟里，可关3000多人。被捕的还是少数，多数人被关押在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都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放哨戒严。关押后，革命青年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这不是真正抓特务，而是制造恐惧。真正的特务嫌疑者，稍微发现有疑点就已被秘密处死了。

把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发明。在未来统治，整个中国都采用这种模式。用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都不知采用。

对被关押者所施的刑讯逼供，常见的是不许睡觉，有时长达两个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等，还有心理恐吓，假枪毙。在沉寂的夜晚，远远近近的山沟，一排排的窑洞，受刑者的惨叫声，传遍延安。

毛指示说：运动中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纠正太早，或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妨碍运动开展，太迟，损伤元气。

与逼供受刑相结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会。台下凶狠的口号声，不肯认罪的，被当场捆起来拖走，押进监狱。坦白大会使人恐慌到极度，是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刑法还厉害。

月复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审讯和受审，一个接一个的坦白大会，还有各种改造思想会议，来摧毁人的精神，使大家成为毛统治下的驯服工具。所有休闲娱乐，唱歌跳舞，一概停止。个人独处时，是写思想检查。毛指示：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挖出来。

毛还要知道每个人，从哪些管道听到了，或向谁传播了，所有非官方消息，“小广播”。每人都要填“小广播”表，写听过对党不利的话没有？张三讲的，李四讲的，自己跟谁讲过什么不好的话？都要交代清楚。不止填一次，不断挖，不断写，不断填小广播表，使人们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尽量多写，有个人吓得填了800条。

你既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能向党汇报呢？延安行政学院，抵触情绪高，在命令填“小广播”表的大会上，有人发问：“是否晚上与老婆讲的话也要填？”引起全场窃笑。结果发问者以及学院多数人，都成了特务。毛在1943年8月8日宣布：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过半是特务。

通过填“小广播”表，毛成功地让人们互相告密，撕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没人再敢对他人发表意见。人们不敢传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卡死了唯一的非官方讯息管道，所有的官方管道，都攥在毛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报纸、电台、信件都不允许，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险。讯息枯竭使大脑僵化，既不能同别人商讨，又不敢留下白纸黑字，私下写一写也怕。为了表清白，日记纷纷交出去。

经过两年恐吓折腾，革命青年脱胎换骨了，从前充满激情，要为正义平等理想献身，如今变成机器人。1944年6月，重庆记者团获准来延安访问，记者观察到，同一个问题，问过二三十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答语几乎一致。不管你所问的，是生活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但是，他们一致坚决否认，党和政府对思想有任何管制。记者感到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重庆记者采访，毛都派人陪同，他们无法自由采访。他们看到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很少能说一两句笑话。

斯诺夫人海伦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7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幽默，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毛要的不是革命理想者，要的是驯服工具，机器人，一按电钮，就按毛的指示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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