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蒋介石与毛泽东达成协议后，释放蒋经国。1937年3月3日，苏共政治局作决定说：“不反对蒋介石的儿子返回中国。”4月19日，做人质10年的蒋经国回到中国，离苏前，斯大林亲自给他“做工作”。到了海参崴，他被带去当地克格勃的办公处，他对莫斯科表示：“我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1937年春天，康生刚把14岁的毛岸英和12岁的毛岸青，从巴黎接送到莫斯科。毛岸英在巴黎等了好几个月签证。因为苏联不想让张学良使者去。

蒋介石为了尽快让蒋经国回来，不断让步。1937年2月，他任命带蒋经国去苏联的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做中宣部长期间，批准出了《毛泽东自传》，自传于1937年11月1日出版，风靡一时，毛的好形象出世了，公众对中共也变得好起来。

《毛泽东自传》是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夏天对毛的访问记。根据与毛的谈话和对其他领导人的采访，斯诺写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西方发表。

斯诺是毛叫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外国记者，再找一个医生而选来的。斯诺同情中共，1936年7月来到延安，同行的是美国籍医生马海德。斯诺住了3个月，毛要求“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单子，预备了答案。毛对斯诺讲的故事，有真有假，随意构思，斯诺全盘接受。他很可爱，说毛和中共领导“直率、坦白、直来直去、不耍花样”，他相信“在6000英里的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毛掩盖了中共跟莫斯科的关系，声称喜欢跟美国友好，斯诺照本宣科。

1927年9月，毛在湖南被国民党民团逮捕，1936年毛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编造故事骗他说：“当我组织军队准备上井冈山，我被国民党属下的民团抓到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在距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刹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毛继续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对我很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了。”

这就是毛当年给斯诺编造的被捕故事。斯诺听得美美的，就照板为毛宣传了。实际上是那年8月中秋节前，毛背着个包袱在镇上经过，因为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毛抓住，一搜查原来背的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毛谎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才知道毛是共产党一个头头。毛供出的好几个同党，后来也被捕获。

因为毛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民团头子爱才重义，见毛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就扣下他那100多银元，给毛留下几元，放他回乡教书，谁知他就逃向井冈山去了。

斯诺写的都经毛过目，改了又改。但斯诺说：“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斯诺称赞毛“真诚、老实”。斯诺根本不知道毛在江西残杀AB团10万人，不知道毛在江西比土匪还凶残无道。毛到延安隐瞒江西一切，把自己打扮成拯救中国的救星。毛编造说“长征是宣言书”，实际是“逃亡书”，美言是“播种机”，实是求生机，担架队。毛是躺在担架上长征的。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 – 1938年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本是中共组织翻译的，选了个中性书名《西行漫记》，使人觉得是客观的书。斯诺的书在激进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毛高兴地赞美斯诺，说他立下“大禹治水之功”，他是毛的高级宣传部长。

毛对斯诺讲，他与父亲深仇大恨，其实并非如此。只因到了延安，毛已成共党领袖，背叛富农父亲，理所当然，即使歪曲历史，也是革命需要。毛对斯诺讲的“自传”，都交政治局诸位过目，得到他们支持，即使说了谎也要大家支持，因为是共党宣传之需要。

继续阅读：第69章 毛设陷阱 张国焘西路军覆没 1936 – 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