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蒋军在苏区外围修公路，集结大军，调运粮草，军队围住苏区，逐步推进，一次推进几公里，停下来修筑碉堡，筑成再推进。碉堡与碉堡之间，机关枪构成火力网。苏区逐步缩小，准备竭泽而渔。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共和莫斯科都决心保卫瑞金。莫斯科加派军事顾问，李德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现场指挥。跟李德要好的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博古。他们曾在上海一块儿工作，一块儿讲俄文，管军事的第2号人物周恩来，也跟李德来往频繁。毛不会俄文，很少见李德，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来要好，对毛显然不利。

1934年春天，蒋军对中央苏区进逼已经6个月。莫斯科顾问和中共领导，都没有办法对付蒋的碉堡政策。大家明白，根据地日子已屈指可数。3月25日，莫斯科来电，要中共准备撤离。一接到电报，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3月27日，上海电告莫斯科：“瑞金来电说毛长期生病，要求将他送往莫斯科。”其实毛并没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他在危难时捣乱，眼下需要团结。

莫斯科4月9日回电，反对毛去莫斯科，理由是旅途须经过白区，不安全，说“他一定要在苏区治病，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行。只是在当地实在没办法治，而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毛怕被打发掉，他的身体很好，哪儿也不去。博古又想出个法子：把毛留下来扛中央苏区大旗。毛身为主席，留在苏区，等于向外界宣布，红色政权依然存在，这是莫斯科无法反对的。

党高层谁也不愿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条，不是战死，就是被国民党抓去。毛的弟弟泽覃、何叔衡、前总书记瞿秋白，都这样死去。陈毅留下而又活下来，少有。那时陈毅大腿受伤没法走。他曾躺在担架上去见朱德，请求被带上，但没有用。当时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博古他们对毛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代。”

毛知道，留下来即使不丢命，远离中央与红军，政治上也等于宣判死刑。随后半年，毛全力以赴，不让博古他们把自己丢下。毛的主要办法，是守候在撤离的出口。当时考虑的突破口是苏区南线。毛很快立刻来到南线司令部会昌。

南线领导人都看出，毛突然光临他们那里，实际上没什么公干，毛很清闲。早上爬山，还写了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毛喜欢到当地部队办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

1934年7月，毛回到瑞金，发现突破口改变了，不再是南线，而是西边。一支8000人的队伍，正由西边离开红区去探路。毛很快带上20多个随从、秘书、医护、厨师、马弁，一班警卫，去了瑞金西边的鄂都。毛的落脚点是当地指挥部，距撤离起点鄂都河渡口很近，毛在这个渡河口住下来，一直住到跟大队人马走。

毛离开瑞金去鄂都前，要大弟泽民把自己的宝藏，那批两年前从漳州运回来藏在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博古。私藏缴获品，是大过失。毛曾想给自己留一手，即使跟党分手，也还有后路。现在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金银财宝埋在山洞没用了，还不如拿出来买张“离境票”。毛送上一大批财富，博古很高兴。毛又向他许诺，带自己一起走，一定不会捣乱。博古终于同意了。博古若不同意，毛就赖在离境口上，到时赖着跟着走。

毛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项英作为中央苏区副主席，被指定留守。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但他对中央带着毛走非常担忧。项英了解毛。他1931年到苏区时，正碰上毛大杀AB团，当时他就说毛是为了私人权力，他尽力救人。毛因此痛恨他，曾指使受刑人咬项英是AB团。周恩来对共产国际说：“被捕人口供，说项英属AB团。”苏联当时的驻华大使潘友新（Panyushkin）说：“毛想搞掉项英，就指他是AB。只是由于政治局的干预，毛才没能干掉项英。”1932年宁都会议，项英是坚决要把毛赶出红军指挥部的人。

项英向博古强烈建议不要带走毛。李德写道：“项英提及毛泽东在1930年左右迫害忠诚共产党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说毛跟党中央对着干的严重性不可小觑。毛一时的节制，只是出于策略考虑，一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把红军和党一把抓在手里。”但博古特别乐观，他跟毛详谈了一次，相信毛不会挑起争夺领导权的危机。

毛这时也确实好好表现。7月以前，在南线时，他还不断批评中央，叫那里的部队不要听中央的，要按自己的指示办。到9月，毛大变。那时林彪和聂荣臻来看毛，他们都感到，毛完全没有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很小心注意纪律。那时毛的住处，没有什么人来往。党的高级干部更无人来过。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失掉个人权力，使毛有点伤感。

准备走了，横祸飞来。当时正值疟疾季节，毛患疟疾病危，发41度高烧，说胡话。毛急需马上康复，否则即使不死，也没法随军离开。苏区最好的医生傅连暲，马不停蹄地从瑞金奔来，他使毛迅速康复。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1934年傅抢救毛时，红军在蒋军的紧逼下边打边退，撤离准备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最近目标是去湘西与贺龙部队会合，融入湘西根据地。长远目标是撤离到苏蒙边境，接近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这个目标极端机密。7月，一支6000人的队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幌子，美其名曰“红军北上抗日先遗队”。这样说只是为了宣传，用李德的话说：“没人梦想要去北上抗日。”这支队伍有300多担子，挑着160多万份宣传品，一路大加张扬，引来追剿不断。官兵们意识到他们是送给敌人的诱饵，连指挥官也被蒙在鼓里，但这样小规模的队伍，是不能调开敌人的。几个月他们就全军覆没。

红军长征出发前，全盘审查干部，把认为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数千人命丧黄泉，不少是国民党俘虏，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把刀砍掉脑袋，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要被处决掉的自己挖坑，然后推下活埋。

1934年10月，在蒋军逼迫下，红军撤离，鄂都河上由一条条船架成浮桥，船上悬挂着马灯，两岸灯笼火把，河岸上挤着给红军送行的家属，和组织起来的乡民。重伤员交给了当地的老百姓。无数送行的老百姓，心里盼望共产党一去不返。老百姓心里是送瘟神。

10月18日傍晚，毛病后刚复原，在警卫的簇拥下，离开了鄂都指挥部，穿过城洞，跨上浮桥，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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