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底，江西来了一些由苏联培训的高官。毛在他们面前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他们给毛扣大帽子，甚至说他是“富农路线”，这是个可怕的罪名，毛说话不再说一不二了。周恩来刚来时，开会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如今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毛主持不下去了，生闷气请“病假”。大家巴不得，马上同意，毛就在1932年1月．上了东华山。东华山是瑞金附近一座石头山，有一所庙宇，毛泽东、贺子珍和一个班的警卫住了进去。冬天寒气逼人，毛的心情阴暗丧气。

高层机密文件仍定时给送来，还有报纸，包括国民党的报纸。毛看到1931年2月16日上海《申报》，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启事”毫无疑问是伪造的。偏偏就在周取代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故意扩散到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令周不安。周不能不怀疑是巧合还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疑惧心理。

毛要的是军权。红军正久攻赣州不下，3月初在城下开高层会议，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大雨，毛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但并没有拿到军权。赣州撤下来，周恩来拍板，派1/3队伍往西，2/3往东跟毛走，包括林彪的一军团。

跟毛走的红军，没有照原定往东北方向去。毛突然改变行程，朝东南海岸前进。1932年4月20日，毛夺取了靠近海岸的漳州城。拿下漳州，毛获得更大名声。红军进城排成4行，军号震天，毛特意骑了匹白马，毛算准了。名气越大，莫斯科越依靠自己。果然，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艾威特（Arthur Ewert）向上报告：“毛泽东是个知名度很高的领袖”，莫斯科反对解除毛的职务。

繁华的漳州，还使毛得到一笔私财。一辆卡车满载着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大家说，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大弟泽民的监督下，秘密挑到一个山顶，搬进山洞，密密封住。

1932年5月，毛逗留漳州时，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准备发动第4次“围剿”。那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共产党口头上“宣布对日战争”，但实际上，说抗日不如说是倒蒋，倒蒋“是直接与日本作战的前提”。蒋介石明白，中共不会跟他联合抗日，于是又开始进攻红色根据地。

收到蒋介石即将围剿的情报后，中央令毛率部返回江西苏区御敌。毛回电说不相信蒋会大举进攻，拒绝离开漳州，又待了将近1个月，直到蒋的进攻意图已公开，毛这才不得不于1932年5月29日动身。他们在水口，与国民党军打了一场少见的恶战，伤亡惨重。

在毛不听指挥逗留漳州期间，周恩来的中央，拿毛没办法，曾集体给莫斯科去电，告状说毛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与国际指示唱反调”。但莫斯科回电说，无论如何要跟毛合作，维护毛的威信和地位。显然，莫斯科认为毛是不可或缺的，毛有恃无恐。

后来，毛反守为攻，伸手要权，提出红军设立总政治委员，由毛来担任。1932年7月25日，周恩来提议答应毛的要求，“以毛任总政委”。瑞金的领导们不同意，要给周。周找出各种理由帮毛说话，8月8日，毛当上了红军总政委。

毛就这样在莫斯科支持下，夺回了军权。1932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敌军。但毛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呼应配合，他则观望，按兵不动，以保存实力为上。

蒋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毛任何时候，都要保存自己的实力。毛不相信红军能打败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中央其他领导认为毛的做法是“极危险的”。但毛固执己见，周恩来亦无可奈何。

1932年10月，一场紧急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8个领导人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对毛愤怒谴责，可以从会议文件看出来。毛被指责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领导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打破了过去迁就的状态”。要不是周恩来护着毛，对毛的谴责还会更严厉。会后有几个领导向上海报告说：周“在结论中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替他解释掩护”。在上海的博古等人，对毛怒不可遏，超乎寻常地不征得莫斯科代表的同意，就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继续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

不等莫斯科出面保毛，宁都会议就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要毛回后方。但遵照莫斯科维护毛的声望的规定，向部队宣布时，只说毛是“暂时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莫斯科收到的报告，则说毛回后方是“因为生病”。

宁都会议期间，毛两次给上海发电报，请求莫斯科干预。但莫斯科代表艾威特，显然也对毛的行为不满，决定用信使，而不是电报，转告莫斯科。莫斯科不同意赶毛出军队，艾威特则辩护说：“解除毛军职以及谴责毛的决定，我事先不知道。”

莫斯科对中共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错的，但对毛只能友善地劝说。”“关于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我们再次强调：努力友好地争取他接受积极反击的路线。我们反对把毛泽东调离军队，要是他守纪律的话。”究竟对毛怎么办，莫斯科的主管1932年11月2日紧急请示斯大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责令中共中央写报告解释为什么把毛踢出红军。莫斯科批评那些谴责毛的人，赞赏周恩来对毛和风细雨。

莫斯科的支持还是来迟了。1932年10月12日，毛已经离开宁都，也离开了红军。总政委由周恩来接任。毛一生都记恨宁都会议上那些反对自己的人，特别不放过周恩来。尽管周为毛说好话，但他毕竟同意撤毛的职，取代了毛。以后毛得势了，周前后作了100多次检讨，最大罪状就是宁都会议。

就这样毛不得不离开红军，但坚决拒绝回瑞金去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而去汀州“养病”，进了医疗条件最好的教会医院。住宅是一幢两层楼别墅，房子座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湾中，这幢别墅现在成了毛与瑞金抗衡的司令部。毛把亲信们召来开会，叫他们在国民党打来时不要抵抗，撤离前线，要他们对中央的指示，合毛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

1933年1月，博古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博古年轻有为，入党只有7年，他聪明过人，脑子比周恩来更快，更灵巧。他的俄文、英文都很好，在苏联受训3年半。他的特点是果断，敢做敢为，一到瑞金，大家公推他为第一把手。许多领导人对周恩来优柔寡断，对毛姑息迁就，非常失望。他们让周管军事，周并不介意，他没有当头号人物的野心，欢迎博古做顶头上司。

博古决心对毛采取行动。面临蒋介石大军压境，他必须做到令行禁止。博古也听到不少对毛的反映。彭德怀就说毛“心术不正”、“侮辱朱德”、“喜欢挑起内斗”、“手狠，要是你不服从他，他总有办法压服你”。

博古离开上海时，莫斯科代表艾威特一再叮咛他，跟毛搞好关系。但莫斯科允许博古拿毛的亲信开刀。从1933年2月起，包括邓小平、谭震林，毛的小弟泽覃，在瑞金报上被点名批判。这实际上是针对毛，但毛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受影响。博古也没有用整人的办法。尽管批判的言词，听起来是很吓人的，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仅限于言辞而已，没当敌人对待，批判完后还给了重要职务。

博古打破了毛自立的体系，使全党听从他指挥反击围剿。结果出奇地成功，红军首次大兵团作战，在两场战斗中，打垮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使蒋的第4次围剿，在1933年3月以失败告终。中央苏区的胜利，得益于苏联情报人员，莫斯科派来一些秘密军事顾问，其中一位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后来进入瑞金。

博古他们打了前所未有的胜仗，周恩来的地位和安全感都大大增强。莫斯科喜欢的是成功者，毛有点紧张了，想到莫斯科也许会移情于周恩来，尤其是自己还曾反对过莫斯科的战略。1933年2月，毛病也不养了，从汀州搬回瑞金。莫斯科对毛的态度一如既往，告诫其他领导人“不管怎么说，必须团结，关于毛泽东，你们必须尽力对他取容忍和解的态度”。

毛继续出席高层会议，该毛主持的他也主持，绝密消息没有瞒他。但毛知道，莫斯科对自己的信任，不那么靠得住了，报上在批评自己的亲信，毛十分孤立。几乎没有什么人来看他。那时鬼都不上门，毛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

到1934年初，毛丢了“总理”职位，尽管仍是“主席”。莫斯科批准张闻天取代毛。作为对毛的补偿，升任毛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但毛没能进入书记处领导核心：开中央全会公布任命时，毛不出席，说病了。博古说：“由他去吧”。

毛等待着，他的知名度不减。中共和莫斯科的出版物，还是继续宣传毛。红区、白区，都知道他这个“毛主席”。但在中共核心，博古把毛比作苏联的名誉主席：“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了，哈哈！”

继续阅读：第56章 挣扎参加长征 1933 –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