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苏式统治，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24小时放哨，离开村子要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逃跑，挪用了200多元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把他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甚至坐牢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牢房的人，也要杀头。

红区内自杀屡见不鲜，为后来毛统治的一大特征开了先河。自杀数量在共产党干部中，也十分惊人，致使党的报刊上公开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可耻的叛徒！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他们只好全部搬家。

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一些，有的基层干部也组织民众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几百人。他们于是把稍有疑点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进攻后起来反抗。在红色政权后期，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对付反抗的百姓，他们的办法是加强恐怖。在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

中央苏区在江西、福建。 在它存在的4年中， 人口下降很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 – 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20%。闽西根据地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减少70万人。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属于死亡人数。

毛不管减少多少，减少20%，还有80%呢。国中之国的红色江西，首都在瑞金，瑞金离国民党省会南昌300公里，无大路可通。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祠堂里。祠堂可容纳几百人，适合开会。供祖宗牌位的地方，如今按苏联式样，上面挂着马克思和列宁像。一面红旗，旗上是金星加镰刀斧头。标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阶级斗争。大厅两侧用木板隔成15间房子，作政府办公用。

祠堂后面开出广场，乡土红场。广场一端是检阅台，另一端是红军烈士纪念塔，远处树林里有座大礼堂，可容2000人，紧贴着有个大防空洞，入口就在主席台两侧。领导人的住宅，位于祠堂斜前方。毛自己挑了套宽敞的房间。

老祖宗大祠堂成了苏式红都，整个地方封起来，常人不能进去，只住着警卫部队、通讯服务人员。金库、电话总机、电台也设在这里。领导人与本地人没什么来往，毛不会说当地话，也不打算学，需要时由本地干部作翻译就行了。1931年11月7日，瑞金举行隆重仪式，庆祝红色中国成立。黄昏后成千上万人，被组织起来参加提灯游行，到处是彩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毛和其他 领导人站在主席台上，朝人群挥手、呼口号。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游行，过主席瘾，但此时还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莫斯科虽然让毛作了“主席”，但还不是独裁者，最高军事指挥是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苏联受过训，苏联人熟悉他，信任他的忠诚。毛这个“主席”还有顶头上司：周恩来。他1931年12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这个代理书记。周走后，上海组成“临时中央”，由年轻的博古坐镇，在莫斯科与各根据地之间上传下达。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1931年6月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后枪毙。

在莫斯科指点下，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许多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孩子从小就被组织起来，6岁参加儿童团，15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毛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搞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超过斯大林的苏联。周是克格勃（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是为共产党统治。

周刚到瑞金，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宣布AB团“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毛发现反动标语，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

在红色江西，老百姓是金钱、粮食、劳役、士兵的源泉。为了维持政权，他们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捐走。有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粮食交了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但“借”出来从来没还过。成年男子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40多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做军鞋。改善百姓生活不在毛计划之内。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休息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有5个整天的开会生活，就是很好的休息时间。”

红区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教育仅限于小学，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向“阶级敌人”行刑。

共产党统治下，地富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乱整人。被整的全家“扫地出门”，住在关水牛的牛棚里。“牛棚”作为准监狱的代称，就是这样来的。

1931年12月发生国民党军“宁都兵变”，使中央苏区红军的兵力增加了1/3，达5万多人。总指挥季振同把部队带进红军后，很快就后悔了，一再要求“到苏联去学习”。苏区领导知道这是他想逃跑的藉口，把他扣了起来，后来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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