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袁文才、王佐被杀死后，余部逃进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毛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先后在土匪和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自从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后，毛在一年多时间里，完全控制了两支军队：朱毛红军和彭德怀军，以及闽西红区。但毛眼睛一直盯着井冈山东边的江西红军和根据地。

江西红色领袖是颇有魅力而温和的李文林，指挥着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毛1930年2月从井冈山来到他的地盘时，他曾热情地接待毛。毛马上就宣布是他们的上级，派么弟泽覃，做江西首府东固的党委书记。这是自我委任，没有中央授权。江西人心里不服，但没有跟毛争执，因为国民党军队追来了，大家要转移。

毛泽覃没有像他哥哥这样的权力欲和争斗的劲头。中央巡视员曾说，他干事像害疟疾，高兴时努力干，不高兴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气，而且怕负责。毛只得在3个月后，重新派个得力的亲信，作泽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乡，叫刘士奇。

刘士奇一来就把泽覃的女朋友贺怡夺走了。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于是刘跟毛成了连襟，他俩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江西老共说毛没组织观念，脾气坏，爱骂人。刘也像毛一样手很长，会不择手段地抓权，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几个重要职务。1930年2月古田会议后，朱毛红军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回到江西，要一举吞并江西红军。

毛宣布在陂头村，召开与红色江西“联席会议”，时间定在2月10日。通知发出后，毛就把开会时间提前到2月6日。等抵制刘士奇抓权的江西代表赶到时，会议已经于9日结束了。

这就是党史写的“陂头会议”，实质上是毛泽东和刘士奇唱双簧。一唱一和，“联席会议”授权毛“统一领导”红色江西，作总前委书记，刘士奇作红色江西地方党组织首脑（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红军创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个低级的地方职务：赣西南特委下属的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江西老共当然不服。毛于是用恐怖手段来吓唬他们。在陂头，4个有名的江西领导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毙。这是第一批被毛为了夺权而杀掉的老共。从此，毛和刘士奇，用杀头来威胁不听话的人。中央巡视员报告上海说，刘士奇时常乱骂，常带有“枪毙”的威胁，造成党内赤色恐怖。毛泽东和刘士奇常用的罪名是“反动富农”，当时正是斯大林斗争富农的时期。毛诬说红色江西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机关，许多领导都出身地富家庭。

那时党内已有一些人，以革命的名义报私仇。为了权力而杀人，共党内，毛是第一个。在宁冈县，抓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共产党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7个月后被仇杀。

中央没有授权毛管辖江西红军，中央把江西红军编为13个军之一，与朱毛红军平行，军长是蔡申熙。蔡到江西后，毛用手段打击他，不准蔡就职，而派一个听自己话的人任军长，刘士奇当政委。江西与上海没有电讯联系，全靠巡视员，视察汇报。毛曾与刘士奇合谋，杀了反对他们抓权的巡视员江汉波，又冒用他的名字，写了一份支持毛刘抓权的报告给上海。

毛对付中央的另一个办法，是不再积极给上海写报告。先夺权，造成事实，再迫中央承认既成事实。中央不断给毛写信，催他去上海参加会议，毛置之不理。

也是山高皇帝远。有一个时期，给人印象，似乎毛已不存在了。这时报纸有一条新闻，说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闻毛的音信，信以为真。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的杂志还发表了一篇镶着黑框的讣告：“中国消息：毛泽东，红军创始人，长期肺病后，逝世于福建前线。”

但不到两个星期，中央就发现毛还活着，而且抓了江西红军的权。中央急了，1930年4月3日发通知全国红军，命令红军不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中央：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通知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

江西红军就这样被毛玩得团团转。但红色江西老共有了中央指示，5月份就反了，有的干部甚至鼓励农民起来，反对毛泽东与刘士奇的统治。毛来了之后，把江西老共注重生产，谴责为“建设主义”不断逼迫农民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农民不胜其扰。刘士奇实行严酷的高压控制，他命令老百姓“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家里，或发现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报告苏维埃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