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毛在湖南被国民党民团逮捕，1936年毛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叙述这个事件：

当毛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共产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毛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毛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自己。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毛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毛。但是，负责押送毛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毛决定逃脱，可是，直到距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他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刹那间，毛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士兵追赶毛，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毛几乎接触他们。可是，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六次毛曾放弃了希望，觉得自己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毛没有鞋子，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他碰到一个农民，和他很要好，给他住宿，随后又领他到邻县去。毛身上有7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毛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了。

毛讲述他的逃亡经历，被美国人斯诺写进了《西行漫记》。可是1948年秋天，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1927年毛被捕的情况，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他记得当时的情况说：“那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一搜查原来背的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押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

老文书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许多暴徒。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他说：“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调查还说明，1949年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1997年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有心人在北京图书馆，查证了已经出版的几本有关毛泽东的书，书中对被捕事件叙述摘录如下：

胡长水、李瑗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399页：“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8页：“1927年有一支以20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9月10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第71页：“9月11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10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根据以上情况，香港及海外读者舆论认为，毛泽东自述被捕后挣脱绳子逃跑，是编造的，逃脱后民团与农民搜索一天，都没再抓到他，更是自编故事，伪造历史。

说自己被捕后，找到同志借钱几十元，以贿赂民团，也是编造的。根据民团老文书和团总儿子提供的情况，毛在审讯中，供出好几个同党，跟政府国军合作立了功，民团才放了他，并给他7元路费，实际上他是“被捕投降”。

所举北京出版的3本毛泽东书，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地位，只概括含糊叙述“被捕挣脱”，隐去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