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是新民学会的灵魂，就是在他离开中国去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的幽灵仍在新民学会里游荡。1921年3月，他回到长沙，那时毛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但毛大多数的活动，是秘密指挥共青团（CY）组织，而共青团的成员，基本上就是新民学会的激进分子。

在萧回到长沙的几个月，他们很多时间花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上，但谈得越多，离得越远。不过，大家还是以朋友相待，他们诚心诚意了解彼此的观点。

毛已经对旧“新民学会”失去兴趣，因为它不是政治组织，而毛的目标，是组织自己的革命队伍，不在乎讨论什么学问，意在拉起自己的人马来。

会员虽然不曾研究社会主义，但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CY的秘密集会，也逐渐盲目地相信在集会上毛的讲话。CY的诞生使“新民学会”命不久存。当萧踏足长沙之际，他告诉毛，他觉得是回来为新民学会送殡了。萧看得很透彻，他一眼就把毛看穿了。

不过，会员仍然衷心欢迎萧。毛当然不喜欢这种情形，他害怕他们会受到萧菩萨的影响，使他们失去毛讲CY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心。何胡子对毛说过：

“萧胡子如果留在长沙，不回法国，‘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必在他周围结盟起来。如果他不在这儿，那么会员都不可避免地跟随你了，我也会这样的。”

毛的老友陈昌亦以同样的口气对他说：“我们统统已经秘密成为CY的团员了，‘新民学会’改造中国是抽象的，它既无政治观，亦无行动计划。你讲的又具体又激动人心。他们现在都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就要跟你走，唯俄国马首是瞻，实行俄国的主义。”

陈昌还对毛说：“没有人再去寻找改造中国的其它途径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你说的，有俄国的榜样可资模仿，可以向俄国献媚，获得经援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我知道萧子升有他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赞同共产主义。我认为你和他将来必定分道扬镳，但你们仍是挚友。个人方面，我觉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面，都是可贵的。”

毛觉得陈昌这番话对极了，很多人都不满现状，他们必须闹革命！要想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师法俄国！俄国共产主义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也是他们要走的唯一道路。毛也诚恳希望萧子升同他在一起搞革命，走俄国的路。但是萧子升却坚持他的自由共产主义，其中包含人道主义。

他说：“人道主义好比双轮的人力车，有两个好车轮，便一路顺利，如果去掉一个车轮，它便倒下来，变成废物，不能动弹。使独轮车再动起来的唯一办法，是用手抬起另一边，用蛮力拉它起来，使车子恢复平衡。使用人道主义的双轮，便是自由和共产主义。”

萧还说：“我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如果接受俄国共产主义的治理，人力车便失去自由的车轮，要藉压迫人类以维持平衡。这样的人力车，势必一路颠簸，翻车倒下，你再用蛮力把它扶起来，强拉着走。”

毛十分明白他的意思，但完全赞同使用压迫的手段。毛以为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政治的影响力，就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有压迫才有影响力，否则你的影响力是虚的。

有一次，萧子升把自由和共产主义看作两条路，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现在处身于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经过以前多少个世纪的斗争和流血，人类终于获得某个程度的自由，自由极其珍贵，应该小心保护。为什么我们要走共产主义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类有两个基本欲望，生存和自由，只生存而无自由，社会不会进步。唯有自由才能使社会进步，使文明兴盛。”

毛简单地强辩说：“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呀。”萧胸有成竹地说：“自由有好几种，有随心所欲的自由，也有猪鸡等的自由。猪在猪栏里无所拘束，但仅限于在猪栏的自由。鸡亦限于鸡舍里悠游自在的自由。共产国家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像鸡和猪的自由。俄国共产主义就好像是一种宗教，人民必须盲目相信它的教义，永不能谈论它的对错。那是一种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共产主义者表面说相信自由，但不容许人民自由过活。俄国现在就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没有发表和出版的自由，这难道就是‘人民的自由’吗？”

毛无言以对，只好笼统地说：“公众必须受法律控制，即使立法专断，个人亦必须服从国家，而且，人民必须为国家利益而牺牲。”

在讨论到国家和个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关系，萧义正词严地说：“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它像菩萨一样无所不至，个人在国家里好像苍蝇蝼蚁。如果国家要一些人杀害其他人，他们必须杀。如果国家想要一些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被任烧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少吃，他们必须勒紧肚子。今日俄国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的花言巧语伪装下，完全控制人民的日常生活，人民完全没有自由。”他说的在理，但毛辩解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

但萧质疑说：“究竟是新民主主义呢，还是新专制主义？俄国共产主义，与其说是‘新民主主义’，不如说是‘新专制主义’。我国自古以来，帝王是老式的专制。俄共现在不过是新式的专制主义。中国古时有很多帝王虽是专制君主，却是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实行‘爱民如子’的政策。今日俄共领袖不把人民当人看待，他们的专断权力非常大，他们百倍坏于中国的专制君主。”

但毛强辩道：“如果领袖没有权力，便不能执行计划，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有越大权力，做事便越容易。为了改造国家，人民一定要刻苦生活，并需要牺牲一部分人民。”

在讨论到为了国家而牺牲人民幸福问题，萧子升说：“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民，去帮助其他部分的原则，也不同意为未来虚空的幸福，去牺牲个人的那种空想。”

毛强辩说：“如果我们太重感情，太讲人民幸福，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达不到。”

萧却反驳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就十分心满意足了。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漫长的岁月，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很长；在全部人类历史里，还是很短暂的呢。共产主义在理论上似乎是好的主义，但一定要漫长时间。俄国革命是揠苗助长，想一步登天，怎能不祸害百姓呢？”

毛坚持说：“我佩服你有等100年甚至1000年的耐心。我则10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造反必须速成。”

萧却批评毛的英雄观说：“这是只管干眼前认为是好的事，而不顾将来后果的作法。这就是所谓英雄的行径。英雄爱管他人闲事，是神憎鬼厌的人。你的英雄思想应该丢掉。只有像孔子的内在理想，才应垂诸永久。如果改革社会的目标是诚笃的话，必须一直放眼未来。着眼永久性的进步，必须让每个人都接受较好的教育，一步一步增广教化，需要长久的时间去实现。”

但毛斩钉截铁地说：“改革社会必须靠军事力量和政治行动去达成。”萧却坚持说：“使用武力去革命，结果只有造成暴政，若用教育改造，就会有和平与永恒的后果，这就是和平的改革。”但毛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革命。你的意见完全说不动我。”

在讨论到个人利益问题，萧说：“如果跟随俄共领导，奋斗10年或20年之后，有朝一日成功使国家采行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成功并不特别困难，但却不是有价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你建立俄式共产主义制度，那就将是中国哀鸿遍野之时，我必永不安心。再想到刘邦和项羽那鬼哭神嚎的争权，在上帝和佛祖看来，就像两个街童，为争一个苹果而打架。”

毛感到他们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很难妥协起来，就暗中要求老会员劝萧快回法国去。毛知道他是要回巴黎的，只希望他尽快离开，以免影响自己的队伍分心移情。虽然毛热切希望他接受对俄国共产主义的信仰，同自己合作，但看样子毛的希望是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