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升、蔡和森、熊光祖以及其他人着手组织勤工俭学预备班，毛也帮忙。但经过多次跟子升、和森讨论后，毛决定不去法国，说喜欢留在北平。有四个理由，使毛作此决定。首先是路费问题，毛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到100大洋，但对毛来说，仍是非常庞大的数目，毛知道无人会借这大笔钱；其次语言方面，毛在上学时，连简单的英文发音也弄不清；第三，留在北平，毛可以继续读书，同时又能为新民学会征求新会员。留法学生当然也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联络员留在北平。第四，毛一直记得谈悟本那次在“摩天楼”天心阁所说的话，谈悟本像预言家一样说，要在政治上有成就，不一定要读书或求学问，要紧的是一个人有能力去组织政党，并纠集一大群忠心的徒众。基本上，毛是行动派人物，不适宜做学者。

总之，毛没有为了读书而跑到外国去的兴趣。读书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谈悟本所说在政治上成功的方式，更影响毛作这个决定。种籽终于落到肥沃的土地里。

萧子升和蔡和森都同意毛留在北平，这就产生了无可避免的生活问题，毛要找工作来糊口，他们三人讨论多次。当时，他们正在北平大学为新民学会征求会员，于是他们两个告诉毛，最好在北大找一份工作。他们想到课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做完这简单的工作之后，可旁听课。这是轻便的工作，而且有额外的好处，可经常接触一些教授和学生。大家一致同意这对毛是理想的安排。问题是怎样获得工作，大家想起蔡孑民校长，他一直对他们关心爱护。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可否为一位朋友，找个课室清洁员的工作。

蔡校长是位可敬的人，他马上了解他们的困难。不过他有一个更好的意见，他建议毛不如就在图书馆工作。于是，他写了张条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蔡校长没有指出毛是由长沙来的，也没有说毛是“青年领袖”。李大钊于是让毛负责整理图书馆，这是十分简单的差事。完全是靠蔡校长的帮忙，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雇用低职工人的事情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他给毛整理图书馆的工作，不过是遵从蔡校长的指示。他也不认识毛。后来1926年，李大钊在北平俄国使馆被张作霖逮捕，并遭绞杀。

毛对蔡孑民校长一直非常感激，给蔡校长写信，每一封都是以“蔡夫子大人”起笔。毛自称是蔡校长的学生，永远对他表示恭维和敬慕。

就图书馆的工作来说，毛的成绩不算好。依照原来的计划，凡到图书馆看书的学生都尽量藉故攀谈，以吸收新民学会会员，但这项工作亦做得不算好，毛读书亦没有多大成绩。北大学生，像傅斯年、段锡朋、罗志希等人，毛在长沙听说过他们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无法接触他们谈话，使毛十分失望。

1919年4月，毛返回长沙参加“驱张行动”（推翻湖南总督张敬尧）。驱张的唯一途径是说服驻湘粤交界的军队，开进长沙，协助革命，然后请前任总督谭延闿重掌大权。在教育界展开革命运动的主要策动人是易培基，他在第一师范曾是毛的国文老师。实际上整个教育界都卷入漩涡，张敬尧被指为湖南人民的公敌。易培基与毛泽东及其他学生，筹划起义大计，并称起义是“与邪恶势力的斗争”。

要了解毛离开北平的原因，必须一提北大校内的两位激进领袖：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他们都曾写文章颂扬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后来跟俄人秘密联系，接受俄人建议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组党经费都由俄方供给。因为不能公开以组织共产团体为名义，于是发起“马克思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设在北平。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外国语文学校”的创设，教人学俄文。在这些领袖的计划里，并未把毛考虑在内。因为毛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毛的存在。这样一来，毛便觉得以自己的处境看，是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位置的。而且毛在北大的工作亦无成就，于是，5个月后，毛便决定返回长沙，在那里从头干起。

在长沙，毛仍旧是新民学会的核心分子。希望将新民学会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组织。毛藉着参加推翻张敬尧的运动，跟一大群青年人，紧密联系，想方设法，企图获得他们的信任。这是不太困难的，他们大多数极为热情，不务实际，空有理想，野心勃勃。他们的基本目的是逐走湖南暴虐的统治者，说得含混一些，是改革社会。不过，他们没有明确长远的计划，又没有特定的政治倾向和目的，更没有公认可以信托的领袖。

毛对俄式共产主义有盲目的信心，把这批青年人看成是无字的白纸，梦想在纸上用大红线描绘自己的蓝图。毛可以为所欲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毛自觉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在其灵活的手掌中，就像黏土一样。

这是1919年的情况，就在蔡和森与萧子升抵法后不久发生的。萧子升、蔡和森和毛泽东三个人，仍是新民学会的主要负责人，蔡和森与萧子升在法国征求到三、四十名新会员，毛泽东在长沙则征募了100多人。不过，毛将他们坚守的精挑细选的原则弃而不用，而仅以思想基础来挑撰会员。

毛出版了一本杂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内容包括函札和评论，会员在上面发表他们的见解。但这刊物出了3次就完了。除了新民学会的工作之外，毛还编印了一份周报《湘江评论》。当时毛正筹划湖南革命，该周报的文章偏激，附和毛的学生都被煽动。很多年轻学生甚至自动到街上推销《湘江评论》。为了宣传，萧子升从巴黎写回来的信，也常常刊在这份周报上。

就在这个时候，毛开办文化书社，售卖新思潮刊物。这间店是由毛的头一个情人陶斯咏资助的。

陶斯咏是当时湖南三女杰之一，温良，文秀。1914年她就加入了新民学会，1919年到1920年间，她与毛在长沙共同开办“文化书社”书店。毛与她相爱，非婚同居一段时间，好景不长，因政见不合分离。1920年夏天，陶忍受不了毛激烈的共产主义暴力造反主张，毛日益显露专横残忍的性格，使她离开了长沙，去上海开办“立达书院”，从事教育工作。她于1931年去世，红颜薄命，才30多岁。

陶斯咏离去的那年夏天，杨开慧已进入毛的生活，毛与两位女士有过一段短时间的三角关系。毛一向感情不专，出身名门、心性高傲的陶斯咏不能忍受毛的流氓习性。后来毛与杨开慧结婚，又奸污了李立三的妻子，也奸污了杨开慧的妹妹。

湖南革命马到功成，张敬尧滚蛋了，谭延闿复任总督。最初煽动起驱张运动的易培基，接掌新政府五名阁员的职务：总督第一秘书、陆军司令第一秘书、湖南教育会会长、省图书馆馆长、第一师范校长。第一师范是长沙知识分子的集中地，易培基任命毛泽东为附属小学校长。

同时，年高德昭的“新民”会友何叔衡（绰号“何胡子”）被任命为“平民教育日报”社长，该报是最优良的出版物，因为它有很多读者，何胡子获任新职，埋头苦干，很有成绩，影响了不少下层阶级的人。他手下有好几个十分优秀的编辑，其中一名谢觉哉后来成为共产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后任内政部长。

谢、何来自同一乡镇，是好朋友。何叔衡后来介绍谢觉哉给毛他们，于是大家又成为密友，谢也被昵称为“胡子”。这两位伙伴是新民学会最年长的会员，当时约在40岁上下，大部分会员平均比他们年轻10岁以上。现在，新民学会在长沙有了两个基地：一是“平民教育日报”，一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又有蔡和森、熊光祖、向警予、李维汉、陈劭修以及其他好几个新会员的协助。萧子升则指挥在法国的第三基地。

毛泽东返回湖南后，由于易培基和谭延闿统理省政，毛行动上的自由绝无问题。结果，毛对政治更是野心勃勃，当时并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所有活动都集中在新民学会里，虽然很多会员盲目信仰俄国共产主义，以为它是能够改造中国的魔术棒。不过两年之后，1921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