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毛泽东入第一师范，第2年放暑假了。放假学生必须离校回家，而他想留在学校，恰好萧子升在楚怡中学任教，打算留校两个月来处理下学期的课程，还打算读点哲学的书。毛就去找他，想跟他一起在楚怡留校过暑假。毛想留在学校的原因和萧子升的不同，他回家里全无温暖可言。假定他这个时期回家去的话，就必须在田间帮助父亲收割庄稼。田里的工作，比最初离家时更觉乏味。毛最想在暑假多读点书，同萧讨论问题。于是，毛去找萧，萧也很乐意有好朋友跟他一起过暑假，就陪毛一起去找校长请求留校，校长欣然同意了。就在毛发愁两个月5元伙食费时，萧说先借给他，问题就解决了。

他们两个人早上的工作各不相同。萧从英文、代数开始，毛对这些则毫无兴趣，他甚至根本不想去提高研究英文和数学的兴趣，而花费大部分时间阅读古典文学和历史。其余的时间，萧常以写字来排遣，他那时已写得一手好字，可以给人家写对联，而毛的字那时却写得非常糟糕。

跟他俩一起被批准留校的，还有两个同学。起初他们四个围坐一桌子吃饭，可是过了不久，那两个学生却移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去了。当时毛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忽然这样，后来才明白，他们两个嫌毛邋遢不洁。

毛和萧彼此性格不同。萧觉得保持书桌、书籍和房间尽可能的整洁，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也是他从小养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即使没有人天天要来检查，他也是如此。而毛的书桌却永远是乱七八糟。萧的书室永远是整洁，有次序，毛的书室则是一塌糊涂，而且从未想到要来一次洒扫。有一次萧开玩笑向毛说：“大英雄如果不能治理他自己的房间，怎样能够治理天下呢？”

毛回答道：“大英雄一心想着治理天下，就没有时间来治理房间了！”后来毛醒悟了，整洁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是这个自命不凡的大英雄，把国家拖进了大灾难，此是后话。

真正的大英雄，要从小事做起。暑假期间，学校没有热水供应，各人必须到厨房去烧自己所用的热水。萧每天洗澡一次，但在那样的大热天，毛却经常数日不洗澡。毛抱怨他洗澡洗得太勤了：“真是不必要的麻烦！”萧常用这样的话来反驳：“润之，你的汗臭太难闻了！”那是真的。但毛置若罔闻，完全不以为然。萧的劝告丝毫不能改变毛那邋遢的习性。

毛不仅对自己的不清洁洋洋自得，并且对萧喜欢整洁的习惯大加反对。萧在饭后，总是刷牙一次。毛讥笑说：“吃过饭之后，就必须刷牙么？这是富人子弟的典型习惯！你是个十足的绅士，是吗？”于是毛送他一个“富人子弟”的雅号。后来又叫他“布尔乔亚”，那时毛还不大明白这个名词的词义。他认为，清洁是布尔乔亚的习性，不是属于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人。但他们无意在这些事情上妨碍别人的自由，也不强迫别人过不清洁的生活。

在学校里，他们必须自己洗衣服。萧非常喜欢这种工作，他认为可使读书生活得到调剂；但毛对这种工作非常厌恶。他们彼此之间性格、背景和生活习惯虽然如此不同，也常常毫不犹豫地互相批评，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吵过。事实上他们彼此双方都很欣赏，觉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批评一阵之后，他们总是以大笑来作结束。他们都喜欢开玩笑，藉此得到松弛和调剂。

这些小意见和习惯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严肃的讨论。每天下午他们都有一段长谈，通常都是没有特定话题，而以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谈论中心。特别是讨论他们在报纸上所读到的新闻。他们对德国谈论得很多，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德国日本怀有特别的敬意，虽然他们已经体验到日本也摹仿德国。毛当然崇拜俾斯麦和威廉第二，但是萧对这两个人的性格却绝无好感。关于这两个人他们曾发生若干次激辩，这种辩论最后总是把他们引到中国的教育制度问题上去。

湖南第一师范，认为教育宗旨最重要。大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几个大字：“德、智、群、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宗旨。但所谓群育，往往是摹仿德国和日本。毛认为这一点最值得赞赏，萧却不表赞同。他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我却认为平凡得很。其中只有美育一点比较新颖。”当时蔡元培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名“以美学代宗教”。

毛坚持说：“群育比什么都重要，假定国家弱的话，讲美学又有什么用呢？首要的事是克服我们的敌人！与美学教育又有何关系呢？”到了西天，毛才认识到，他所钟情的群育，就是煽动群众造反斗争，把国家引向大混乱灾难。

萧说：“在古代的诗、经典和音乐中，德性的完美是最着重的，那也就是同样意思。”毛反诘说：“假定民族衰弱的话，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最要紧是强盛起来。一个人要能够以力量征服别人，能征服别人，即表示这个人有德性。”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此不同，然而在他们欢快和热忱的青年时期，他们又哪里知道这种不同的深度呢。到了西天，毛才醒悟，他的征服，带给民族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