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十八世纪到来之际，痴迷中国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中国式舞会。他身着中式服装、端坐八抬大轿出场，引发欧洲各国民众热议。彼时的法国，从王室贵族到启蒙思想家及至普罗大众，都沉浸在对中国文化、中国工艺品的狂热追求之中。

博雅：因此，“在道德上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便成为一个似乎可以接受的逻辑结论。

锺闻：晚明时期，西方汉学奠基人之一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传入欧洲。后来利玛窦根据朱熹所编《四书集注》再次翻译《四书》，反映其来华经历的《利玛窦日记》又先后以意大利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进一步塑造了欧洲的“中国观”。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物质的相对富足，让认识中国、研究中国一度成为热潮，“中国学”也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到十七世纪末，已有四书五经、朱熹理学著作等儒家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的著作不断涌现，其影响甚至逐渐超过中国经典本身。

同为人类轴心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孔子在当时的欧洲得到了媲美乃至超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评价。作为笛卡儿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莱布尼茨直言：“这位哲学家（孔子）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

博雅：“中国热”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主战场法国最为流行。启蒙思想家在继承文艺复兴古典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借鉴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进而为自身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的设计提供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锺闻：仅伏尔泰一人，就在近八十部作品、二百多封书信中提到过中国，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在道德上欧洲人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魁奈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开创者、奠基人，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他认为，孔子是“从其光辉的古代所留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论语》“充满了格言和道德原理，胜过希腊七贤之语”。

魁奈认真研究了托名伏羲、尧舜的思想，并于1767年出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他对此前法国重商主义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政策予以批判，还专辟“农业”一节介绍中国的农政事务，宣扬应当依从自然秩序的指示展开治理。

事实上，重农主义的法文原意，就是“自然的统治”。魁奈还对中国皇帝的礼仪规范抱有浓厚兴趣，并促成路易十五于1756年效仿中国举行了亲耕农地的籍田仪式。

博雅：这个魁奈不懂，他认真研究的伏羲、尧舜纯属子虚乌有的历史人物，至于他们的“思想”，更是从何谈起？可见，这完全是一股“中国疯”。

锺闻：继魁奈之后，杜尔阁是法国重农学派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他被视为“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其经济思想同样具有中国印记。

为了充分了解中国的重农思想，杜尔阁专门开列了关于中国的土地、资本、劳动、地租、赋税等五十二个问题清单，并委托留学法国的两名中国人杨德望、高类思回国后为他收集有关资料，以便在法国进行改革时参考。

博雅：感觉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接受中国思想，就像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大有以己度人、藉题发挥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