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近代早期，16-19世纪广泛传播3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思潮，就是一个著名例证：文艺复兴时期的中晚期、启蒙主义初期，激进派（卢梭）史学尚未占据欧洲思想主流地位，这个“黄金时代”（从蒙田、维科、赫尔德、歌德到海顿、莫扎特的艺术鼎盛之年），乃中西文明“交互传播”的时代。

在1585年至16世纪末的短短20年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一版再版、共出版了30种版本时，法国现代学术思想巨匠、现代哲学与现代随笔的重要创始人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年），就在该书的法文版译本上，加以批注，并评论说：“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由国王派出的钦差大臣巡视各地，惩办地方上的腐败官员，褒奖清廉秉正者。”

从蒙田对中国的上述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蒙田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对当时欧洲现状的批评、对欧洲以外的“辽阔而变化无穷”的文明历史的感受……

科学家斯卡利哲（Joseph Justus Sacliger,1540-1609年）在1587年写信给蒙田谈到该书时说：和中国这个令人赞赏的王国比较起来，我们法国人太渺小了。我们法国人之间非但不能和睦共处，而且互相厮杀，中国人却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条。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会指斥我们，就会使我们羞愧难容。”

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不仅凭藉自身的研究，思考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明，更积极推进在德国、奥国、俄国、波兰等国设立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的“科学院”。曾致函康熙，建议在北京也设立这样一所科学院。可惜满清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1700年，莱布尼兹出任柏林科学院首任院长，他明确主张，以柏林科学院为支点，“打开中国门户，使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

博雅：莱布尼兹高度赞赏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礼”为调和剂的社会关系准则：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神启神学一样，是很有必要的。

锺闻：莱布尼兹所言精辟透彻——儒道佛所遵奉的自然神学与西方基督教的天启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彼此可以相互对话交流甚至融会，就像唐代宰相房玄龄、大将军郭子仪是朝廷重臣、儒家名士，同时又是新传入的一个基督教派的信徒一样。

莱布尼兹主张中西文明“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位于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拥有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又相距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步使位于二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更为理性的生活，“东西方关系是具有统一世界的重要媒介。”

科学史家李约瑟说：“随着莱布尼兹而传入欧洲的那股潮流，推进了今天对有机自然主义的广泛采用。”

继莱布尼兹之后，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年）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尤擅长政治治理和社会风俗的培养：中国人很早具备对社会有用的各种事情的知识和实践，虽然在科学方面没有取得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进展……但他们使道德至善至美，而这正是科学首要的东西。”

他尊孔子“实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孔子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使中国2000余年来得以国泰民安：“这两种东西（道德与治国）在中国已经臻于完善。”

博雅：伏尔泰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专制政体，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体。这显然是错误的理解。伏尔泰进一步错误地推论说，中国这种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人类智慧再也不能设计出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组织：“他们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的结合，即中国式的德治主义，是公正与仁爱的典范。……伏尔泰这个人，对于中国历史似乎一窍不通。

锺闻：伏尔泰等人，把中国文化尊为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内蕴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是有别于卢梭激进派的启蒙主义开明派、稳健派的智慧范型：“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在欧洲人的心理上渐渐形成了一种多少被普遍承认的关于中国的概念，而且继续被人信守为一种模范……从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博雅：更加离谱的是，魁奈、米拉波、歌德等人竟在满清的野蛮之下发现了“中国人的灵魂”。

锺闻：被尊为“欧洲的孔夫子”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年），即从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中发现了“重农主义”经济理论的学理基础，他援引用来改革法国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实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他在1767年发表的专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指出：“如果没有农业，各种社会团体只能组成不完善的民族。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在一个综合的稳定的政府统治下，建立起稳固和持久的国家，直接服从于自然法则的不变秩序。因此，正是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并且规定和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形式……农业的发展或衰落必然取决于统治的形式。”

魁奈觉察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作为“第一产业”的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并且意识到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统治形式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点正揭示出中华文明的制度性基础：“在中国，租地农民的地位高于商人和手工业工人……这（单一、较低的农业税）就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由政府如此杰出地遵循的学说（及政策）的基本原则”。

换言之，以农为本、国家经济政策向农业倾斜的文明，就是符合“自然秩序”、“自然法则”的最合理的文明：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

博雅：魁奈解释，用“专制制度”一词称呼“中华帝国”的原因——“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但是，“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并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所以，“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中，一切像它赖以建立的普遍和基本的法则不可改变一样，是永远稳定和永远开明的。”

魁奈所谓“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的看法，只适用于明清废宰相、建内阁以后，特别是满清时期的政治运行。而明代政治的阁老（大学士）、六部以及一般官民，也通过廷议、封驳、督察、清议、上书言事等制度分享国家治理权，《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此有第一手的记录与论述。魁奈所谓“专制制度”至多可称“开明专制”或“古典宪政”制度而已。

锺闻：魁奈的学生米拉波，著名知识与政治领袖，在老师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更直探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被无知和私欲所遮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箴言，似不可能再有增补……

魁奈本人，曾在综合考察中国的教育、科举、谏议、文官（学者）内阁、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后，总结性地得出了18世纪启蒙精神的人文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总体评判：“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

这样，经历3个多世纪的努力，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凭藉传教士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凭藉启蒙学者树立起来：莱布尼兹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伏尔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政治、社会治理的机制，而魁奈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文明的制度基础。

“中国热”在18世纪的欧洲达致新的高潮，举凡饮食、家居、服饰、园林、建筑、绘画、工艺美术、文学艺术、人文社科等领域兴起一股模仿、吸收中国文化的观念、式样、趣味、风格、情调的热潮“中国风”。影响所及，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年）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提出了“世界文学（文化）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预言，并且指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所以他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说：“视线所窥，永是东方。”

博雅：人说持续3世纪之久的“中国热”短暂退潮的深刻原因，在于满清政府的高压、僵化、拖沓的内外政策，促使中国国力跌落、形象受损，而那些原本落后的西方国家譬如英德等国，却在积极借鉴中国儒家人文思想与治国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内外开放的灵活政策，成功赶超中国而后来居上。

我看中国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满清“阻扰改革开放”，倒行逆施就像现在的共产党。

锺闻：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1943—）在《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一书结尾处，以富于启发意义和反讽意味的笔触，描述了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在中国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这一标志着1500—1800年中西文明富有成果的相遇历程的落幕：尽管中国的荣耀仍是一目了然——庄严的陈设、精致的帷帐、成群的随从、掌控外国使节的能力——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乾隆皇帝正在日益衰老，他的衰老引发了他对一个外表俊朗的年轻侍卫的迷恋，只因为他的英俊面庞，使他回忆起失去的宠妃。此人就是贪污腐化的和珅，正是他加剧了18世纪末中国的衰落。这些迹象在马戛尔尼看来如此明显，他把中国比作一艘硕大的漂浮着的轮船，正在危险地四处游弋。虽然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败，但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其所获取的信息可以抵偿他们的赞助费用。

博雅：乾隆自称“盛世”，其实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看看现在2024年的中国，已经放弃了“节制”的美德，社会也就迅速滑入了自称“盛世”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