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尽管受到内内外外多重阻力，天主教还能在明末达到极盛——传播13省，教徒15万！这个成就不可小觑。

博雅：这是因为明末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但是同时社会日益涣散，终于走向了内部造反和外部入侵的双重末日。

锺闻：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大西洋沿岸国家展开了海上探航竞争，由此开辟了海上新航路。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西欧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地处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这一运动的急先锋。

博雅：是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背景，是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宗教大改革的双重作用力所致。

锺闻：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攻革发端于德国，马丁·路德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经过路德宗教改革，新教在德国被确定下来。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其中尤以日内瓦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影响最大。

北欧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丹麦和瑞典，它们是在王权的直接领导下和德国同时进行的，路德的新教思想是其改革的思想依据。经过改革，新教被宣布为国教，罗马旧教势力退出北欧。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尼德兰以新教为旗帜，在加尔文新教思想影响和感召下进行了革命，经过几十年的独立战争，终于取得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族革命的胜利，天主教旧教信仰在尼德兰宣告结束。

除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外，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通过《至尊法》宣布自己为“英国国教”的最高首脑，断绝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一切往来。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英国国教成为第三支新教教派。

欧洲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

在神圣罗马帝国支持下，天主教会力图挽回颓局，进行了一系列反宗教改革活动，一方面拉拢天主教的王公贵族，承认他们在宗教事务上拥有更大发言权；另一方面从天主教会内部进行改革整顿，重振天主教会的威信。

而天主教下属的各个修会和西南欧天主教国家更希望通过海外传教的方式扩大天主教影响。西班牙、葡萄牙与天主教各修会的结合，最终促成了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播。

博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先锋的东方传教的本意，是从后面包抄、击垮伊斯兰的侵略。西、葡二国之所以具有较其他天主教国家更为狂热的宗教传播热情，除了要弥补天主教在欧洲的损失以外，还要通过传播天主教击垮伊斯兰势力，夺回被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强占的基督教领土，恢复基督教的光荣。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天主教的广泛传播适应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殖民需要，是其开展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因此，西、葡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与宗教传播几乎同步进行，有殖民者活动的地方就有天主教的传播。

锺闻：“胡椒”加“灵魂”被认为是葡萄牙殖民活动的主要特色，在垄断香料贸易的同时，葡萄牙人热衷于传播天主教。葡萄牙人航抵香料群岛后，爪哇穆斯林的敌对行动严重威胁着他们的航行安全。同时，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统治也因周围伊斯兰势力的包围而不能迅速安定下来。严峻的现实更加激起葡人的传教欲望，他们决定使非穆斯林居民信奉天主教。传教活动首先在爪哇那些尚未伊斯兰化的地区展开。安汶岛和哈尔马赫拉岛北部的情况比较理想，天主教传教士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据点。但是，在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之后，耶稣会士发现，那里天主教社会的居民愚昧无知，极其野蛮，很难成为真正的天主教徒，因此只好回到马六甲。
沙勿略1552年病死在广东上川岛之后，传教运动再接再厉——

1554年，“教区牧师”格列哥略·贡撒维斯也来到上川岛，并在那里用稻草搭起一座教堂。但当葡人船只开走后，他和几名中国信徒被当地官员速捕。

1556年，多明我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来到中国广州，并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

1577年，奥斯丁会的拉达和马丁由两名西班牙军人陪同，从吕宋来到福建，并在那里停留四个半月。由于有官方使者全程陪同，他们除在官方会见中介绍欧洲宗教外，很少有机会向一般民众传播天主教。

看来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是注定要等到利玛窦进入中国以后了。

博雅：利玛窦何以能够成功传教？这还是得益于范礼安和罗明坚的积极开拓。范礼安是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最早倡导者，罗明坚是第一个定居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称，至利玛窦去世时，内地天主教信徒大约两千五百人，开教地区有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奉教名士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征、韩霖、段衮、瞿式耜、张赓等。

锺闻：利玛窦时期天主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结果之一是给新生的中国教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大麻烦，这些麻烦在利玛窦去世后以“南京教案”的形式很快表现出来。

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1616年，利玛窦死后六年，南京礼部侍郎接连二次上疏，参奏耶稣会士王丰肃，南北科道官晏文辉、余懋孳、徐如珂，礼部侍郎何宗彦等随之而起，要求对在南京传教的天主教士王丰肃、谢务禄采取行动，阻止邪教传播，以正民众视听——“南京教案”由此爆发。

博雅：值得注意的是，这年正月，后金政权建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朱翊钧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病死，享年五十八岁，庙号神宗，仅仅二十四年之后，明朝就灭亡了！

锺闻：“南京教案”的发生固然原因众多，但天主教在民间的过快发展和中西文化间的内在差异无疑是根本和主要的原因。

“南京教案”给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带来巨大影响，万历皇帝以圣旨形式放逐传教士，等于宣布天主教非法；官府对天主教徒的逮捕惩治，表明它在用行政手段禁止天主教传播；更重要的是“南京教案”开启了对天主教的批判运动，反教者从多个方面批判天主教，既奠定了此后反天主教的立论范围，又彰显了天主教和儒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使天主教合儒超儒的计划落空。

博雅：天主教合儒超儒的计划，本来就是利玛窦的一厢情愿。

锺闻：“南京教案”以后，王丰肃、庞迪我、谢务禄被遣送至澳门，其他传教士则躲避在上海和杭州的教徒家中，不敢公开活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低谷。

博雅：但是这并不妨碍天主教在华传播。因为明代末年的边疆危机为明末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再兴提供了契机。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起兵反明——他的对手是残废的万历明神宗。果然，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四路丧师，全线溃败，后金政权成为明朝的新威胁。为了加强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徐光启、李之藻派人到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引进欧洲火器铸造技术。

博雅：拒绝了欧洲的基督教，却要乞讨基督教所创造的大炮——这太有意思了！也注定这个“明朝洋务运动”必然走向失败——明朝如此，清朝如此，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如此。

锺闻：为保证铸炮质量，全面掌握火炮使用技术，明廷允准传教士来京听用。天启三年，葡萄牙头目七人，通事一人，伴随十六名耶稣会士来京。其后，待命澳门的天主教士屡次来京，供职于兵部衙门。除此之外，崇祯时期的修历活动也为传教士展示所长、进入北京提供了机会。

博雅：我觉得明朝这种临死抱脚的态度十分可悲。

锺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委任徐光启督修历法，徐光启则邀请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进入历局，以西洋新法交互参考，最后修成《崇祯历书》。此时教禁虽未解除，但传教士的受邀进京无疑为天主教传播提供了方便。崇祯二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所言传教士“今在长安大肆讲演，京师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浸淫滋蔓”，反映的正是教士进京后天主教在北京空前传播的情况。列举数字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博雅：这是人心思变还是人心所向？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锺闻：到崇祯九年，宗室奉教者一百十四人，内宫奉教者四十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入教者已经多达八十余人。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称：“崇祯末年，教传十三省，当时全国止十五省，惟云贵未传到。教友约十五六万，内有大官十四员，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生监以数百计”。至此，天主教在明代达于极盛。

博雅：如果能组织起一支基督教传播大军，想必可以所向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