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利玛窦之后，欧洲传教士的文化适应工作依然存在，其中以意大利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自明万历迄清乾隆二百年间，在华耶稣会士凡467人，其中意大利耶稣会士自罗明坚与利玛窦，至最后一位齐亚（De Zea）共63位，占总人数的七分之一。按地域划分，其中有8位耶稣会士来自西西里岛（Sicilia），6位是来自拿波里（Napoli），2位来自马切拉塔（Macerata），1位来自都灵（Torino），1位来自布来沙（Brescia）。其中48位都取了字号，只有15位没有字号，而且他们大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其它如龙华民取字“精华”；王丰肃取字“一元”又名“泰稳”，后来南京教难后改名高一志，取字“则圣”；而艾儒略则取字“思及”。从这些耶稣会士在为自己取中国字号的方面，可看出他们在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及对文化适应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初期63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为中国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利玛窦以后的艾儒略、高一志、卫匡国、利类思、龙华民等，在沿袭和进一步发展利玛窦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方面，做出了极其特殊的贡献，在《西儒小传》里分述如下。

博雅：从人世的角度看，文化适应与学术传教确有历史功绩；但是从天国的角度看，由于这种做法隐藏了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这就削弱了救赎的可能。

锺闻：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获得满清留用，得以“留居原寓”，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博雅：我看这些被满清留用的人员，其实就是俘虏——很像被共产党俘虏的中华民国政府工作人员，永远也不被信任的。尤其汤若望等人，游走明清两朝，几乎无缝衔接，能不引起怀疑吗？

锺闻：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顺治划给他的地皮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碑文：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

在感激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博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道教的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

锺闻：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明朝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往北京进入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这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博雅：因为战事紧急，明朝迅速崩溃，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遭到毁灭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锺闻：1644年，清兵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称：“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着有历书多轶，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正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清兵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在保护南堂及内存所有历书、仪器和传教所用经典免遭战火洗劫后，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着称。1605年，利马窦曾于该处建起京城内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来，在汤若望主持下，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过，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着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汤若望当年工作的厅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北京古观象台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他虽笃信佛教，但却钦佩汤若望的道德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

博雅：顺治年幼的时候，对外国人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饭，就像现在的小孩去动物园看望珍禽异兽一样一样的。

锺闻：但是，汤若望也因此而对宫里一些人，包括顺治的母亲，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资料，汤若望在宫中也发展了一批教徒，虽然影响不大，因为中国自己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满人又是信奉萨满教巫术的。虽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这些传教士的学识。顺治还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之意，并赐给他很多特权，比如可以随时进入后宫等。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而安然无恙，却在满清小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狱”。

康熙历狱，又称汤若望案，此案发生于1659年至1665年间，是由钦天监官杨光先等人发难，矛头直指汤若望等耶稣会传教士。杨光先控告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三大罪状：（一）潜谋造反；（二）邪说惑众；（三）历法荒谬。

1661年，顺治皇帝病逝，八岁的康熙皇帝登基，年幼尚未亲政，辅政大臣鳌拜等一直以来反对西洋学说，不满外邦人参议朝政，敌视传教士。于是杨光先伙同鳌拜等陷害汤若望等传教士。1664年（康熙三年）9月26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当时汤若望已经73岁，久已瘫痪重病在身、言语不清，只能由南怀仁代言。

同年冬天，鳌拜废除新历，逮捕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翌年3月16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钦天监官员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以及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

按照判决，次年（1665年，康熙四年）汤若望应凌迟处死。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接着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且一连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满清鞑靼萨满教视其为上天示警，儒生警告“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不久以后汤若望因此得以获释免死。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宏量也得免死，但是李祖白等五人依然被杀。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活活吓死病故。

在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决定平反该案，并派人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中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

继汤若望之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有纪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们在钦天监供职，从事天文、历法的观测和推算工作。而死后，同样埋葬在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朗士宁等前辈长眠的滕公栅栏墓地。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

博雅：从人间的角度看，他们已经做到力所能及了。但是从天国的角度看，不知他们是否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