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利玛窦等传教士之所以能为中国打开世界之窗，因为他们都是献身教会的“世界公民”。这位交流大师，生于意大利，到过印度、南洋，最终落脚中国，并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他传奇的人生经历中，有这样几张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同国籍“脸谱”。

博雅：到达中国后，利玛窦一直身着僧袍，假称自己来自印度。当地的官员、群众都认为他是一名佛教徒。这是为什么呢？

锺闻：首先是利玛窦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能尽快融入中国文化。利玛窦在来中国之前，在印度等地传教，他发现东方的实际情况与欧洲人印象中大不相同，传教的难度也比预计的要高。因此他希望通过建立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形象，打消他们心中可能的抗拒感。其次是中国官员基于对宗教的理解而提出的要求。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区分佛教僧侣和天主教徒的，在中国人眼中，他们都不婚娶、都举行类似祭祀的礼仪、都居住在固定的宗教场所……于是当时利玛窦落脚地（广东肇庆）的官员提出建议，你若想长居此地，不如换上中国当地的宗教服装——僧袍。

利玛窦的欣然接纳，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最初被“赐”僧袍，利玛窦十分高兴，觉得是中国人的一种礼遇——因为不管在欧洲还是印度，宗教与政治紧密相连，宗教人士往往掌管着政治权力。

可是时间久了他开始觉得不太对劲，在当时的中国，佛教徒非但没有更高的地位，甚至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为自己贴的印度僧侣的面具，并没有为他赢得什么重视。

博雅：于是利玛窦摇身一变，换上了第二个“脸谱”也就是中国儒生。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更改装束，将自己改造成了中国士人的模样。那么，利玛窦他是怎么通过“儒生”的形象，赢得中国人的青睐呢？

锺闻：首先，广结善缘。根据利玛窦自己的著作和后人学者的考证，有迹可循的与利玛窦结交的中国人就有137人，其中包括各界的知名人士，朝廷官员、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医学家等等。

其次，展示惊人的记忆力。利玛窦一度以记忆力声名大噪，因此撰写《西国记法》来介绍自己的记忆方法，书中所描述便是著名的“记忆宫殿”法。这令当时的士人耳目一新，对利玛窦刮目相看。

利玛窦乔装打扮，都是为了他的本职工作，他发展的教众数量可观。尽管明代以前，基督教也曾派遣传教士往中国传教，唐时基督教的分支教派景教，就曾风靡一时。但它们都没有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到了利玛窦生活的年代，可以说中国对基督教已经没有认知了。是耶稣会利玛窦的到来，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掀开序幕。统计到1605年，仅北京一地就有200人信奉天主教。

利玛窦死后，在其他传教士和中国友人的帮助下，他得以破例在北京下葬（按明代惯例，传教士死后都需葬在澳门神学院），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两位后辈汤若望与南怀仁葬于他的身侧。

日本历史学者平川佑弘认为，利玛窦是第一位“世界公民”，这不仅是因为他涉足多个国家，和复杂人生经历带来的这些脸谱，更因为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利玛窦展现出的真诚、宽容与接纳，是超越了国籍的限制的。

博雅：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平川佑弘（1931年—）评价利玛窦：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诸种学艺和中国四书五经等古典学问于一身的巨人。“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当然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也使得利玛窦后来多少有点“两面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