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利玛窦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就带来一些地图、天文仪器、时钟，还有其他的小玩意，他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些东西后来能发生这么大的交流作用。

博雅：这就是所谓的“副产品有时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历史定律”吧。我称之为“歪打正着”——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原本是传教，但他却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现在这倒成了他的主要招牌。

锺闻：他把地图挂在他的房间，地方官员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东西中国没有。地球圆的，他的地图上有新发现的大陆，这个是明朝人不知道的，所以中国的官员希望他翻译成中文，但是他在翻译过程中，西方的地图是欧洲放在中间，中国是远东地区，放在最东边，这样就不符合中国人天朝大国的思想。他重新画了一个，跟原来带来的就不一样了，中国放在中间了。现在流传下来，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叫《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献给了万历皇帝。大明海，就是中国东海，到南海依然写着大明。

《坤舆万国全图》原图由利玛窦和明朝官员李之藻共同绘制，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之一，它以利玛窦带来的《万国图志》为蓝本，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此举开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

这个地图目前全世界收藏最好的是梵蒂冈的藏本，是他亲自寄回去的。这个本子在中国被翻刻了12次，还有在1623年，利玛窦去世后，由他的助手李之藻还做了个绘图本，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有残卷，只有一部分。最全的是在南京博物馆，是绘图本的。

利玛窦不仅带来了地图，还带来了自鸣钟等，让国人乃至万历皇帝开了眼界。

利玛窦献给皇帝的礼物在《利玛窦札记》里有详细记载：油画三幅、世界地图一张、西洋琴一架、镶宝石十字架一个以及一大一小两座铜制的自鸣钟。

万历皇帝没见过利玛窦，但是见到了自鸣钟和《坤舆万国全图》，而且地图还被做成六扇屏风放在万历皇帝的卧室里。

博雅：我真不知道万历皇帝的卧室里放了这么个玩意儿，他怎么还能睡得着觉？至少也没有那么安稳了吧。好在他是个残废人，对自己的要求可以不高。否则的话，如何不跃跃欲试、进军世界呢？

锺闻：利玛窦进宫仅仅是作为一个修表匠。虽然他对中国皇帝没产生过多大影响，但他结交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如李贽、汤显祖、徐光启等等。他精通中文，懂四书五经，乐于和中国人打交道，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位客人，回答他们的问题，介绍自己的中文著作以及他的藏书。其中徐光启不仅被他影响，两人还成为事业伙伴。

四百多年前，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不但是两个知识分子的之间的交往，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交往。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博雅：利玛窦在中国取汉名，习汉语，穿汉服，行儒家礼仪，钻研中国典籍。同时他又传播基督教和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真是个“双重性质的二道贩子”。

锺闻：在给欧洲同胞写的书信中，他赞扬中国文化，把中国形容成“礼仪之邦”，使那时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了相当正面的印象，利玛窦因此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双向的贡献。

他1610年5月11日去世，按照明朝法律，外国人是不可以埋在都城的“天子脚下”的，但是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当时叶向高就说利公和徐公翻译的《几何原本》这一本书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可以给予埋在北京的特权。

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汉文和拉丁文，有双龙环抱，这本身就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对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传教士，更是一位学者，他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中国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子，也把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传达给世界。

博雅：利玛窦不仅在地理学上有影响，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世界观——地图是空间，钟表是时间，世界就是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利玛窦带来的这两件东西，动摇了长期以来儒家思想的夏夷观念。三百多年后，利玛窦的坟墓已被共产党窃贼们掏空了，但是他的历史影响却是经久不息的了。

锺闻：是的。从明朝到了清朝，传教士们制造的火炮依然是防御重器。1669年，康熙令南怀仁负责铸造“红夷大炮”；南怀仁还有专着《神威图说》、《形性之理推》。

康熙十三年（1674），镇压三藩的战争打响。南怀仁再次被命铸造火炮，他用基督徒当守十诫“不可杀人”而推诿。康熙不悦、施重压。经历过“汤若望冤案”的南怀仁明白，若不按照这些强盗的命令行事，不但难以自保性命，传教的使命也可能前功尽弃。于是他设计了一款轻型火炮，炮弹仅为三斤，命中率达99%；康熙又命他造一种八斤炮弹的炮，并亲自试炮。康熙点射的两发炮弹，重叠射中目标，大喜过望并且即刻把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赏赐南怀仁，后来又授予南怀仁工部右侍郎之职。

北京宣武门东侧明朝末年的“时宪局”，以及东便门的清代 “钦天监”，都是耶稣会士发挥才华能力的地方。除了帮助满人富国强军，耶稣会士也观天象、修历法、制作测绘地图等。南怀仁还设计了一款用蒸汽做动力的“汽车”献给康熙。

博雅：传教士们帮助满人残酷地杀害汉人。这就是文化适应政策的黑暗面。

锺闻：传教士们对于外交也有重大影响。康熙十五年（1676年），沙俄使臣来华。南怀仁通晓多国语言，被派遣担任翻译。他用拉丁文与俄使者问候并交谈，不仅仅翻译双方对话，也说出外交人员的头衔、解释了两国的文化差异，令中俄双方交往愉快。10年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怀仁也为荷兰外交使团担任过翻译。

南怀仁在华期间，撰写了多部宗教类书籍，宣扬天主教教义、教规等。主要的著作有《教要序论》、《善恶报略论》、《圣体答疑》、《圣教日课》等。尽管记录南怀仁传福音的文字并不多，但是从康熙本人对基督教的表白，看得出康熙听信了他传的基督教信息。

南怀仁在1688年去世。康熙为他举行隆重葬礼，亲自撰写祭文：“尔南怀仁，秉心质朴，四野淹通。来华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遽闻溘逝，深切悼伤”；并赐他谥号“勤敏”。在明清之际客死中国的传教士中，南怀仁也是唯一在身后得到谥号的。经过多次乱局，最后他与利玛窦、汤若望合葬墓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内。

博雅：满人康熙自称华夏，也算稀奇；可惜满人愚昧野蛮，只会文明的皮毛，不思文明的进取，否则就不会浪费两百年时间，到十九世纪变成一堆只会吸食鸦片的废物了。

锺闻：三百多年之后，1995年在南加州的一个小博物馆（Bowers Museum）中，倒是曾经展出过康熙写的一首诗，宣告他的信仰：“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份得永生”。这个满人皇帝还有一首小诗：说到了“十架、恩流”，也描述了耶稣半夜被抓，门徒背叛，鸡鸣天亮之前不认主，在十字架上受鞭刑，两个强盗挂在两旁，耶稣在十架上共说了七句话等，显出他对福音书也很熟悉。

可惜的是，后来天主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耶稣会在中国的传道被禁。康熙四十四年（1705），天主教使节多罗抵华。康熙以礼相待，耐心向他解释中国的礼仪：“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是说中国人重孝道，祖宗牌位是后代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并非把死人当神祗拜。还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这位罗马使节多罗不但语言不通，也不耐烦听康熙的解释，引得康熙大怒，于是发生“百年禁教”。

博雅：中国基督徒群体从未因为“康熙大怒”而消失，不仅郎世宁等传教士依然留在宫中，而且民间的地下基督教会一直存在，直到今天的中国大陆都是如此。甚至毛泽东兽性大发的“文革”，也消灭不了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