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明末入华的利玛窦在翻译天主教经典时，新创“天主”一词作为造物主Deus的译名，他将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天”和“上帝”均释作“天主”，试图将天主教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这术语问题，早在基督宗教遭遇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就曾出现，利玛窦在中国所做的，就如同早期教会在欧洲一样，寻找一个具有近似于基督宗教文化含义的词语，通过解释和教导，而赋予它们能够唤起恰当之基督宗教概念的力量。而令邓恩神父感到不解的是，尽管利玛窦神父还不及早期教会走得远，但公元一世纪时运用于罗马帝国的同类方法，运用于十六、七世纪的亚洲时却被认为不够明智。

博雅：或多或少，这里可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素在发酵。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不是“至高者”、“造物主”的译名问题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宣讲“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只要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任何译名就都有了正确的内涵。反之，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任何译名都失去了意义。

锺闻：关于“上帝”术语的问题，起初在日本教区创始时也成为难题。日本的耶稣会士为此术语问题讨论了50年，最终确定用拉丁文或葡萄牙文术语的音译“Deus”来表达基督宗教的概念。利玛窦在通过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深刻研究后，采用“天主”一词来指Deus，他认为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天”和“上帝”，被中国人用来指一切力量和法律权威的泉源，是道德法律至高的约束者和捍卫者，他全知全能、赏善罚恶。因此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中，用了好几页来阐述“天”和“上帝”，来证实所宣讲的天主即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天”和“上帝”，以此搏得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对基督信仰的认同和接受。1600年，范礼安同意了利玛窦以“天主”指称基督宗教之神的术语选择。

博雅：《天主实义》上下两部分，主要采用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偏重理性主义；对于十字架的神秘鲜有述及。

锺闻：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接替他任中国传教区会长（1610-1622年）。在此之前，大家尚不敢对中国经典的“上帝”与基督徒们的造物主（Deus）之间等同起来是否适当的问题提出质疑。但在1610年之后的几年中，某些传教士认为他们过分倾向自然宗教的思想，于是便开始探讨这种策略的基础是否可靠。龙华民是最早对下述情况感到担忧的传教士之一：中国人没有把他们的“上帝”视为人格化的、独一无二的、天地间的造物主和无所不在的神，而是相反地，按照经典著作的传统诠释，只把上帝看作天道和天命的一种无形力量。

博雅：官大一级压死人，显然，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利玛窦人亡政息，死前死后的理论形势也就大不一样了。这倒很像中国古籍所说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锺闻：龙华民建议视察员巴范济（Francesco Pasio，1611—1622年）重新审查关于“术语”的问题，巴范济曾征求了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和其它中国学者的观点。徐光启等联名表示了书面意见，同意利玛窦的观点；只有龙华民继续巩固他的观点，熊三拔也站在他这边。1617年，龙华民向视察员提交了一篇关于该问题的论文。1618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三拔也写了一篇随笔和一篇正式论文支持龙华民，他坚持认为中国人不认识上帝、天使和灵魂。而庞迪我和王丰肃（高一志）不同意这种看法，因此二人也写了一篇论文捍卫利玛窦关于“上帝”术语的观点，并坚持认为中国人具备上帝、天使和灵魂的知识。但龙华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观点的人。他力主澳门会议的决议进行检讨，1624年，他写了一本分析批判利玛窦《天主实义》的小册子。

博雅：上帝、天使和灵魂的知识……是不是一种理性的“知识”？我认为不是。那是一种神秘的“体验”。许多中国基督徒对此确实阙如。他们不懂“三位一体”神秘，是无法通过人的推理所得出的“天启”。

锺闻：龙华民发现熊三拔神父在“上帝”的问题上，也采取与他同样的态度。他们就这样的问题请教了徐光启、杨廷筠和若望等三位归化的文人。这三人建议神父们，在中国经典著作内容方面有利于他们时就应坚持之，而对疏注应该置之不理。龙华民则继续向基督徒和异教徒文人进行调查，于1623年最终写成了一部拉丁文著作：《孔夫子及其教理》。这是对中国统治地位的观念提供了系统思想的第一部西文著作，后来更以《论中国宗教的某些观点》为题而译为法文，1701年由外方传教会于巴黎刊印，外方传教会把它作为对耶稣会士们的一种武器。当徐光启被龙华民询问而接受调查时，要徐承认基督徒们所相信的造物主与中国经典中的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但徐认为，如果能设法使人相信上帝具有传教士们归于上帝的特征，那将是一种上策。

博雅：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也被叫做“ABC神学”。因为神学斗争往往也是政治斗争、人事斗争。

锺闻：中国耶稣会传教区内部在有关经典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最终导致1628年在上海附近的嘉定举行了一次会议，由21名传教士出席，并有4名当时最大的归化者列席。但根据邓恩的意见，只有9名耶稣会士聚集在嘉定，除阳玛诺神父主持会议外，有龙华民、高一志（Alfonso Vagnoni王丰肃）、金尼阁（Nigolas Trigault）、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毕方济（Sambiasi）、郭居静（Cattaneo）、曾德昭（Alvaro Semedo）与艾儒略（Giulio Aleini）等参加会议。此外，还有徐光启等著名的平信徒参加会议。

会议就十一点议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每日数小时的讨论都相当热烈。与会者对不太隆重的祭孔和祭祖相关议题没有什么分歧。主要的争论围绕在名词术语上。由于龙华民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不可能达成协议。会议一直开到一月底，明朝天启皇帝在前一年九月驾崩的消息传来，会议便匆匆中断了。在这特殊情况下，这么多外国人聚集在一处，被认为是十分危险的。会议最后做出了如下决定，即维持利玛窦的适应方法。但禁止使用“上帝”一词，改用“天主”这一既无损于基督宗教的正统性，也无损其纯洁性的术语，而该术语自此以后，也就被中国天主教会所延用。但会议也决定，利玛窦的著作由于已在中国知识界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不受限制。

博雅：我看“天主”一词并无圣经根据，因为耶和华乃是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等所有地方的宇宙造物之主，怎么可以用“天”去限定祂呢？如果一定要用“天”字，倒是应该用“天父”——因为《主祷文》里这样用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锺闻：然而龙华民于1633年，又写了另一篇幅很长的小册子，他走得比以前更远，干脆抵制使用“上帝”和“天主”这两个中文词汇，而主张将拉丁文“DEUS”音译成中文来代替。但他的决定没有被接受，艾儒略和曾德昭对此撰写了批评的文章，该文指出，“天主”这个词汇最终赢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同时中国广大的天主教教友从此一直使用它。它并没有对“天主”的正统性概念造成任何伤害。

博雅：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天主教”的称呼，在中国基督徒中造成了信仰的分裂，也在中国社会造成了认知的混乱。

锺闻：眼看争论不止，中国耶稣会副省长傅泛济破釜沉舟地下令焚毁反对利玛窦的作品，以求结束这场拖延二十多年的争论，截止1630年写成的这类文件有50多篇就此消失，龙华民的作品无一幸免，唯有1623年所写的《孔子及其教理》有副本保存。截至1665年，耶稣会内部至少召开了74场类似的会议，每次都是为消除某些歧见，内容不限于术语问题。比如耶稣会士不同意利玛窦的“西学”传教途径，对于数学、天文及其它科学知识，是打开了中国信仰大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这样的耶稣会士，如在术语问题上坚决支持利玛窦的高一志（王丰肃），日本省会长卡瓦诺（Valentim Carvalho），以及召开嘉定会议的视察员班安德。

博雅：我看这也像一场文字狱。好在这些人没有掌握政权，所以无法逮捕、处决不同意见者。

锺闻：在嘉定会议之后，巡察使班安德神父走访了中国的每一个传教点，他概要记述：“事实上，我发现他们在心灵和友情上并没有产生裂痕……这场论战是理性的论战”。后来随着1632年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进入中国，中国传教区的格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种种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因此在1668年利玛窦的术语观点与文化适应策略，亦招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的指责，导致教宗在1704年的敕令中，宣布完全取消“天”和“上帝”两词，并使其不为人知。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与学术传教策略在几经波折动荡后，终于被完全摧毁了。

博雅：教宗自以为运筹帷幄，其实他不懂中文，完全不懂“天主教”的说法完全省略了耶稣基督，和犹太人与穆斯林的立场相去无几了。

锺闻：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与学术传教策略，打开了久已封闭的晚明社会，使中国人接触到基督宗教的文明。他利用一系列合儒、补儒、超儒的学术传教策略，赢得了晚明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为天主教在明末社会的奠基和发展，开拓了极大的空间，使得天主教会在晚明社会获得了福传的合法地位与身份认同，为后来的耶稣会士在华的福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博雅：但是另外一面，这一文化适应也阉割基督信仰的灵魂。

锺闻：有人认为，利玛窦神父的传教经验，所以至今依然新颖而有现实意义，原因是他自始便对中国的全部历史、文明和传统有深刻的认识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他去世之后，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大多比较忠实地追随了他的文化适应与学术传教策略，他们热爱基督、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把自己毕生的力量和全部的身心都奉献给了中国教会，穷其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勤勉地着书立说，以文化适应与科学传教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积极开垦、努力拓展福音传播的空间。

但在具体实施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时，却在思想和认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其中一派以龙华民和熊三拔神父为代表，他们写了一些具有深刻思想的批判性的文章，对利玛窦神父的文化适应和学术传教策略的思想基础，提出了质疑。而另外一部分则以高一志和艾儒略为主，他们也积极地撰写文章进行反驳，努力捍卫利玛窦的文化适应与学术传教策略。……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博雅：我认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锺闻：从结果看，礼仪之争的最后结果，是利玛窦与初期耶稣会士辛勤播种耕耘的“文化适应与本地福传”的成果付诸东流。继之而来的是，天主教被认为是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外来宗教，昔日利玛窦所开创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博雅：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基督教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思想。而利玛窦所做的，就是尽量降低其颠覆性和革命性，以便减少震动，实行平稳过渡。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看看现在，即使梵蒂冈把头都低到了裤裆里，共产党还是不让垂死的望眼欲穿的教宗，哪怕进入中国大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