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闻：有人曾经提出过一个“利玛窦困惑”，即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使得欧洲的观察者们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自利玛窦始，后来持续影响了孟德斯鸠、黑格尔乃至马克思而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近代梁启超的翻译传播进入了中国，限制和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判断和问题意识，持续四百余年而无解。

博雅：“利玛窦困惑”需要中国人回应吗？我认为不需要，这只是西方自身的困惑，中国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评价治国理政的标准显然是“治理绩效”，而不是某种“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意识形态）。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形式”（政体）。但是共产党一类的教条主义者却认为需要，并且象是洋奴一样地东施效颦，不惜进行毛泽东改造、邓小平改革，结果当然是一团糟。

锺闻：是的。之所以说这种回应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无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异”，而非野蛮征服或者削足适履。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历史大国，中国人生存和实践的意义，并不需要西方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

博雅：但是共产党一类的洋奴却借用外来的暴力团及其马列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征服，建立了人称“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权。这就比四百年前的利玛窦们更加落伍了。

锺闻：《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其晚年自感时日无多的背景下，整理记录自己近三十年在明朝中国的见闻，而且他在这些材料的封面上从未写过任何书名，这就意味着，这并非利玛窦本人想要公开出版的一本书——这些材料只是他准备寄回人在欧洲的耶稣会会长审阅并传阅的“内部参考”，因此预设的读者是西方世界的上层人物，所以行文上就更加直接而少有遮掩。只是书籍的命运不受作者的支配，这些材料在其去世后的第五年（1615年）在西方世界公开出版发行，此后的传播一发而不可阻挡。

《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其第一卷第六章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并且在其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位的运用”中也谈及了政府体制的前提基础问题。相关内容如下：

“我们将只就与本书叙述的目的有关范围内触及这个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好几本书的话，那也会需要好几章。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

“在即将结束关于中国政府机构的这一章的时候，把他们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别的事物也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中国政府的整个性质都与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注：指中国的科举制度），它的政府的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的都不同。虽然帝国并不由知识阶级即‘哲人’在进行管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他们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初试，有时一个地区就有四、五千人应试。”

博雅：利玛窦并不了解，明朝的中国社会与其说象是贵族政体的，不如说更加平民化；这也是它会败给清朝的原因。所以我看到明末的汉奸甚多，这些人渣在明朝无能，到了清朝就很凶残。因为清朝讲究等级制度，就像现在的共产党。而明朝更像中华民国，比较自由宽容。